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民众生育意愿调查报告生育政策不仅要考虑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是否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保障相应的政策得到妥善的实施。如今“放开三胎”政策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然而，如何保障政策的全面落实和顺利实施成为生育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尽管国家在放开生育层面已颁布诸多优惠政策，但我国人口问题依然值得关注。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人口结构问题依然未能改变，而为何“全面二孩”未能改变我国老龄化少子化的局面?“放开三胎”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人口问题?是当今人口学界有待研究的议题。一、现行人口问题1、少子化严重，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低于预期。总体来看，少子化现象严重，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xx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xx年下降265万，降幅高达18%，不少城市披露出生人口较20xx年下降10%-30%，未来将继续下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xx年后的1.5%左右，再降到20xx年的1.3%。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2、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xx-20xx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13.57%。人口年龄构成上，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超过少儿人口比重，这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的转折点，老龄化加速到来，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我国正从过去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未来养老负担、社保支出将大幅上升，其严峻程度将超出普遍认知。二、原因分析1、客观原因国家生育政策惯性效应传统政策的惯性作用。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严厉乃至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的巨额罚款、强制流产、结扎的案例比比皆是；同时对民众进行反复广泛的政策宣传，从小学课本开始就反复被灌输“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少生观念已被大多数年轻人接受，即使从十八大开始对生育政策转变，三十多年产生的政策惯性也使得年轻人不会因为政策的放开马上转变思维，申请二孩。缺乏有效的配套政策联动效应政策缺乏服务性，配套政策不到位。任何政策都需要相关配套措施辅助才能发挥作用，生育政策落实到位，关键还是要聚焦到生育的主体人群，也就是育龄女性。《人民日报》20xx年2月6日刊登的《要二孩还是要事业》中提到，目前的职场竞争十分激烈，在一些私企、外企，从怀孕到出生再到哺乳这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休产假也就基本等于让处于职场上升期的女性放弃了自身的事业。国家放宽“全面二孩”政策，但却缺乏在妇女基本权益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相关配套政策，直接影响了政策效果。2、主观原因民众生育意愿弱且呈分化效应20xx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6个，打算生育3孩及以上的妇女仅占育龄妇女的9.3%。生育意愿群体分化明显。从年龄看，90后年轻女性生育意愿最弱，80后妇女的生育意愿最为强烈。60后和70后妇女，其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接近平均水平。从地区和民族看，生育意愿地区差异显著，东北地区生育意愿最低，东部、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生育意愿最高；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意愿强于汉族，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打算生育3个孩子及以上的育龄妇女比例分别为7.8%、9.6%、13.5%、1.7%，西部地区约相当于东北地区的8倍。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为3个孩子及以上的为18.7%，汉族为8.2%。三、积极推动生育政策借鉴与创新1、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新时期生育政策应聚焦于“服务”，政策导向应更多地向服务政策倾斜，清除以往控制生育环境中形成的固有思维，修正不合时宜的政策条款，増强公共政策、文化舆论对生育更广泛的包容性，系统性建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当前，我国处于人口深度转型期，人口形势复杂多变，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