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在20世纪后半期面临的几次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进入它自身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各国比较文学研究空前活跃，成绩卓著。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经受三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生机。这三股潮流促使国际比较文学界进行反思和探索，推动着比较文学向更新更高的阶段前进。第一股潮流是所谓理论大潮。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所谓“诗学复兴”现象，大批的理论著作问世，各种新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诸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接踵而至，使人目不暇接。这股理论大潮，冲击着西方的学术界，也影响着比较文学界。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比较文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理论争论和理论建树方面而无暇顾及，那么当这些工作基本结束，需要更多地考虑比较文学的发展与方向的时候，人们已无法回避这股理论大潮。面对这样的局势，比较文学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学者们的看法很不相同，以致引起了比较文学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争论。1982年，佛克玛在《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上发表《比较文学和新变化》一文，揭开这次争论的帷幕。佛克玛说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决不限于文本，还应该包括文学信息传递与接受之间的“文学交流情境”和“文学符号系统”等，因此，它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再说，没有理论作基础就肯定没有学科，对比较文学来讲，也是如此。因此，他认为，近年来比较文学界的理论化倾向反映了比较文学发展的趋势，文学理论可以强化与推进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不应局限于自己原定的界限，而应将研究的对象扩大，进行新的探索。在佛克玛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比较文学的前途显得灿烂辉煌”，否则，“它便不能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而生存于世了”。持相反意见的“传统派”，多数是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韦勒克、雷马克、韦斯坦因、奥尔德里奇等。韦斯坦因在《我们从何来?是什么?去何方?——比较文学的永久性危机》译文见孙景尧选编：《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8页。”一文中总结了近百年来比较文学的历史，证明比较文学就是在不断克服危机中发展过来的，面对理论化倾向，是“比较文学吞噬文学理论，还是文学理论吞噬它，或者是二者和平共处”，将由历吏来证明，然而他相信只要人类还有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就不会死去，而将生存下去”。对于当时流行的那些文学理论，他认为它们没有多少新东西。“只不过是在较高水平上修改和复兴了被术语所掩饰的老方法而已”，它们“没什么令人惊讶之处，既无新方法的突破，也未为比较文学打开新途径”。雷马克在他于1985年发表的《比较文学在大学里的处境》译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1988年第2期。一文中说：“我们遭遇到了对今天的比较文学的第二个大挑战，……这第二个大挑战，也就是我们最近的仇人，名叫‘总体文学’或‘文学理论’。这个仇人比‘只要国别文学’更危险，因为它宣称比较文学是从属于总体文学或文学理论的。”雷马克并不否认理论探索的必要，但是他认为15年来盛行一时的那些理论却是经不起真正的作品的检验的，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尤其显得空洞。它们在文学和美学感受方面的缺陷更是十分明显的。针对有些人说的比较文学抱残守缺、它研究的问题已经过时的说法，雷马克义正词严地提出：“文学的探讨本身无所谓好坏或过时不过时”，比较文学研究的各种传统课题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不会过时的，“不管一时的风尚如何，一切都看你怎样来进行”。1985年秋季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1次大会上，两派的观点正面交锋。“传统派”以激烈的言词指责新理论不作价值判断而空谈理论。韦勒克历数新理论的“罪状”，说它们“否认生活的感知的一面”、“否认美感经验”、“脱离现实”、使“文学成为文字游戏，毫无意义”、“不做好坏的评价”、“瓦解作品”、“无补于实际批评”，是“反美学的象牙之塔”，是“新虚无主义”等。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巴拉金批评读者反应论者只研究读者作评价的过程而不研究其评价本身，批评解构理论贬低或无视作品的文学性，批评所谓“互文性”糟蹋了影响研究，总之，他认为新理论是比较文学的值得怀疑的同路人。但是，事实并非像韦斯坦因、雷马克所预测的那样糟糕。新理论拥护者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许多已经不限于纯理论探讨，其中有历史的叙述，更多的则是实际应用，或是探讨新理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经过讨论，人们发现，尽管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新理论确实存在着它们的缺陷，然而它们并非无稽之谈，并非毫无新意，它们能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引出新的有价值的看法，因此也能有益于实际批评。所谓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就其积极方面来讲，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指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比较研究的那些课题(影响、接受、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