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社会学E2研究院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原载《社会》2009年第6期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CSH01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07BSH005）和上海浦江人才计划资助，特此感谢。摘要：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关键词：代际流动；理想类型；流动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波澜壮阔，举世瞩目。当前，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已经显现。社会差别不仅表现为个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且有可能延伸到下一代，并影响下一代社会流动的机会。如何把握历史、评估现状，探究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机制、特点和模式，这对于实现社会各阶层间和谐关系的建立，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地良性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上世纪80年代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形式的市场转型，为研究制度变迁对分层机制的影响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别于苏东各国的“休克”疗法，受到社会学者的特别关注，并引发了一场以市场转型理论为核心的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精英筛选和职业流动机制的变迁，而市场化过程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对于流动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当前代际流动状况的结构特征等核心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地讨论和验证。本文试图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一、国际社会流动研究概况社会流动研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广义的社会流动包括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或称职位流动），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流动还包括了地域间的流动。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其主题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在近年来的国际社会学文献中，社会流动多采用狭义的定义，它仅指代际间社会地位的流动（Goldthorpe，2005），研究父辈和子女间在社会地位上的传承模式、机制及其变化规律，讨论父辈间的社会不平等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下一代的。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区分和辨别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讨论两者在子代的教育和职业获得中分别起多大程度的作用。所谓先赋因素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优势或劣势条件，社会流动研究将种族、性别、父母的教育水平及职业地位等都视为重要的先赋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一生的生活机会。所谓自致因素是指个人通过努力所获得的后天的能力、资质、条件。社会流动研究所关心的自致因素包括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并认为这些因素对个人社会流动机会有重要的影响。区分和讨论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在子女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及变迁，其重大意义在于，这是辨别一个社会是否开放以及具体衡量社会开放性程度的指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社会流动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Goldthorpe，2000）。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流动研究的突破主要是靠研究方法和模型的创新得以推进，而非由理论进展带动的（同上，2005）。原因是社会流动研究本身已经有相当长时间的研究传统和积累，其核心的问题和各种理论早已相对成熟，但缺乏以成熟的模型来分析和检验各种理论观点的真伪。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动表分析”技术的发明和成熟（Hauser，1979），修正了原第二代流动研究范式的“地位获得模型”（BlauDuncan，1967），在技术上排除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扩张的效应，从而纠正了对家庭背景作用分析的低估和曲解；同时在分析中真正实现了对流动模式的直接分析，使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流动率的粗略考察上。这刺激了大量研究的出现，先后有40多个国家开展了大型的社会调查，这被称为“第三代流动研究”（Ganzeboometal.，1991）。最近，学者们意识到流动表技术对于流动过程分析的不足，于是做了新的改进（Dessensetal.，2003），这又激发起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第四代流动研究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