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乃立乐府”综述刘树波“汉武帝乃立乐府“综述刘树波概说：乐府，无论是作为音乐机关，还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对于文学体裁的革新，文学内容领域的扩展，以及它本身所蕴含的创作方法创作技巧，和艺术特色对于后世文学的启发都使得乐府研究成为从古至今历代文人墨客学习研究的对象。而作为乐府发展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的“汉武帝乃立乐府”一事更是引得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探讨与研究。由于作者水平的局限，本文仅从相对较短的时间领域和空间领域对于该问题作简要的综述。即综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且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只摘选相关著作的相关观点，其它学术问题在此不做讨论。《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版）认为“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武帝。作为统治者点缀生平，纵情声色的音乐机关，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最大一个特点是采集民歌汉代某些头脑清醒的统治者较能接受农民大起义的教训，也颇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谣的作用，经常派遣使者“使行风俗”观纳民谣，甚至根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这种整治措施，说明当时乐府采诗虽然为了娱乐，但也有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政治意图，即所谓观风俗，知薄厚，而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集中，记录和流传。概括地说，该书中认为所谓“汉武帝乃立乐府”只是对乐府诗歌，职能规模的扩充，并对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中则认为汉代从汉武帝时才开始设立了一个专掌管音乐的机构，叫做乐府，它的具体任务是定制乐谱，训练乐工和搜集歌辞。此观点明显是错误的。（此问题后文将有交代）郑文先生在他的《汉诗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中说：《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还过沛，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此乃乐府之发源。《史记。乐书》说：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改，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汉初庙堂之乐大体如此。除庙堂之乐外，汉代还有房中祠乐，以乐府为主。泰常所属的太乐令丞与少府所属的乐府令，所负职责是不一样的。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八）》引吕氏曰：“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到了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汉书。礼乐志》）这里所设立的乐府，显然是扩大了的机构，而与“夏侯宽备其萧管”的乐府令所主管的范围不同。，郊天，祀地，祭太一在当时都是国家的大典，所以要特别设立一个机构。乐府机构设立的原因还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诗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其次，当时的民间歌谣，往往新鲜悦耳，容易引起人的喜好，统治者为了满足享受，也必然要大量采集。总之，乐府设立之后，他所主管的范围很大，除了所谓郑卫之声以外，还兼领非郑卫之声的郊祭乐与兵法武乐。而泰常所属的太乐并没有被废除或改称，而是他主管的范围很小。概括的讲，本书对于“汉武帝乃立乐府”的看法也是认为其只是对乐府诗歌，职能规模的扩充，并对其设立原因进行了探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版）大体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所谓“汉武帝乃立乐府“即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得到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诗歌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冯沅君和陆侃如两位先生的《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里指出《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还过沛，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孝惠五年，思高祖之乐沛，以沛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年这便是汉乐府的开端。所注重的都是宗庙的乐章，此时的乐府是比较不重要的。武帝时稍有改变。《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说：乃立乐府，采诗夜颂，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顾炎武的《日知录》认为乐府有官署和诗体两种意义，关于于乐府这官署究竟始于武帝与否，颇为历代学者所聚讼。大概贵族乐章的职守至少在先秦总已存在，《周颂》就是个证据。不过武帝的时候却在贵族乐章外，还注重民间的作品。费振刚先生的《先秦两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