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的守望者——记尹盛平先生尹盛平先生是山东乳山人，在青岛长大。从小对历史专业感兴趣。上个世纪60年代转学陕西，并于1963年考上西北大学。本想学考古或者园艺专业，但造化弄人，由于建国初期的院系大调整，当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停招学生，先生只好在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1968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宝鸡陇县插队试点劳动锻炼。劳动锻炼结束后，在他的要求下分配到陇县文化馆担任文物专干，负责文物保护宣传、征集工作。1974年西安半坡博物馆，抽调全省部分文物干部去临潼姜寨搞田野发掘时，尹先生报名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发掘，其后又回陇县工作。1975年初，他在宝鸡市茹家庄鱼国墓地发掘的半个月，此后参加了南坡村夨族墓地的发掘。1976年至1980年是先生考古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陕西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宝鸡扶风、岐山交界的“周原遗址”进行了发掘。当时，俞伟超先生主持发掘扶风召陈遗址，卢连成和尹先生先后协助，1976年的上半年发现了1、2号房子，随后下半年在发掘区的东边发掘了3号房子；1977年继续发掘3号房子的同时，在发掘区的西边发现了5、8号房子，随后在发掘区的北边又陆续发现了很多小房子。在工地的发掘过程中，也充满着“争议”和“乐趣”。在1、2号房子发掘快要结束时，俞伟超先生与卢、尹两位先生讨论向那里开放，卢主张向东扩方，尹主张向西扩方。两人争执不下，双方都是根据地层关系的遗迹现象提出来的，就连主持发掘的俞先生也难下决断，最后决定先试掘东边，后发掘西边——结果在东边发现了3号房子。后来尹先生自己主持召陈遗址发掘时，向西扩方发现了5、8号房子，最后又沿着5、8好房基准备向北扩方。张长寿先生到工地参观指导，指出北边可能没有建筑基址，认为没有必要向北扩方，然而后来在他单独向北发掘发现了10、13号等小型房屋基址，终使召陈遗址连成一片。“乐趣”就是对考古发现的未知感，召陈甲区是科学的考古发掘，但乙区却是伴随着平整土地的随工清理，这其中就发现了西周蚌雕人头像，这样怪异的人头像出现在西周的遗址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尹先生却转换思路考虑的是，这个不同与中国人自己形象的雕像，到底是中外民族交往史上哪一个族属？这个族属的雕像为什么会出现在西周那个时代，能否说明那个时代民族之间的交往？从而引发了他长时间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就不断地去促进先生探索考古新发现与历史背景后的“乐趣”。从1976年开始发掘“周原”的宫殿遗址开始，尹先生就结合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法”，对自己发掘出的东西进行深入的思考。关于周人的发展历程，向来有东来说、西来说和本地说，但都没有确切的定论，尤其是钱穆先生提出的“周族最早生活在山西，后来才逐渐迁徙到了陕西岐山山麓下”，这一学术观点混淆了大家的视听，影响了数代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但是无法在考古发掘上得到证明。早在解放前苏秉琦先生在宝鸡斗鸡台就发掘过“瓦鬲墓”，被认为是早于西周的文化遗迹。建国以后徐锡台先生对周原、丰镐的实地调查已经拉开了早周文化研究的先例，邹衡先生则提出了先周文化的命题，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1976年对周原遗址的发掘，基本上解决了古公亶父迁岐以后周人生活地的问题，但周人在迁岐以前，文献记载的“豳”到底在哪？到那里去找真正的先周文化？尹先生利用1981年文物普查之便，开始在武功县境内寻找先周文化的遗迹，最终寻找到了早于西周的文化遗存，从而否定了周人起源于山西的说法。1981至1984年尹先生已经被调到了机关工作，但依然没有离开考古发掘工作，武功郑家坡（当时武功行政归属于宝鸡，后才划归咸阳）、刘家墓葬等考古现场都留下过先生的足迹。虽然考古工地由任周芳先生具体主持发掘工作，但他在周原这片土地上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通过对比分析，提出刘家文化是“姜戎文化”；郑家坡文化是先周文化，这是先生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思考的典范。先生的另一个见解是先周时期泰伯奔吴的“吴”在陕西陇县一带。《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尹先生通过分析宝鸡南郊鱼国墓地的发掘资料，结合音韵学、文献学提出：太伯、仲雍奔“荆蛮”是投奔当时还在陕西洋县、城固一带的巴蜀鱼人，建国是在宝鸡陇县的吴山一带的新观点。他还时不时地的关注考古研究的新动态，认为在以后考古学的发展中，民俗学的资料要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必然将是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尹先生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以后，在高校教育这块舞台上继续做着重要的贡献。先生先在西北大学考古系指导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受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校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