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营建与西方景观规划设计的哲学源流中国园林、西方园林有着极为不同的哲学源流。几千年来,老庄的道家思想和孔孟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不论是道家的人自然化还是儒家的自然人化,终归“天人合一”这个哲学主题。即讲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形式――自然山水园正是“天人合一”观念的物化体现。在这里，人和自然是气脉相通的一个整体,物我一体,主客不分,从园林布局到园中建筑、花草树木、山水石等等无一不是力求顺应自然。人在自然里陶冶性情,启迪心志,与大自然共呼吸，二者亲密无间,这也是中华民族整体性思维方式的一种显示。道家把人自然化.即“以人合人”。人与人地共融.与力一物同一通过自然而领悟得道.在自然中愉快生活。老庄认为“自然”，即“真”、即“朴”，“自然美”成为中华民族的审美原则。而“返朴归真”也成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美学主题。它追求天然质朴.淡泊宁远；崇尚含蓄古雅，不事雕琢。中国古典园林力求自然与人工巧妙地、完美地结合，“虽由人作,宛若天开”。譬如唐王维的“辋川别业”，园中有山、岭、岗、坞、湖、溪、泉、濑、滩及茂密的植被,总体上以天然风景取胜,局部则重点刻划,园中建筑物不多,形象朴素,布局疏朗。园中尤重诗情画意,诗画入景,景融诗画,整个园林就如一幅清旷意远的自然山水卷。儒家把自然人化，即“以天合人”。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仁者比德于山,智者比智于水”。山水的性情如同人的性情，二者相通这就是孔子的“比德”观。儒家的这种审美心理实际上是一种主体意向性思维方式，它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对客体的认识来源于主体的自身感悟和内心体验,它“使主体介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使客体主观化，自然人格化”,即所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这样的主客一体、物我不分，使得客体的认识反映出主体的情感,恰如自然景物的变化与人的心境感情相联系，青松翠竹，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枯藤老树，给人以萧索凄清之意；雨打芭蕉，则愁思绵绵；风拂杨柳，则别意依依自然本无喜忧，情感是谓主导，所以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有“缘情”一说。“缘情”即情由景生,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来体现人品人格，表达志向理想。比如园中花草树木就各有性格品德：竹有虚心，梅有傲骨，松有正气，兰有惠质，菊为隐士，为君子。中国传统思维注重直觉、灵感及顿悟，讲的是意在象外。既然“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么“景”就可神似，无须形似。中华民族的模糊性思维使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用“写意”的手法来追求“意境”之美，“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明清以来的江南私家园林是为此中高手,如无锡寄畅园、苏州留园、上海豫园等等，皆为“须弥芥子”,“壶中天地”。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吧。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及工商业、航海业的发达，使西方自然就形成了注重自然科学的传统。西方人崇尚理性，思维方式是认知型的而非伦理型的。人们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征服自然，自然而然便形成了重分析、求实证、讲精确、主客一分的逻辑性传统思维。这种思维习惯要求一切都合乎科学规律性，反映在审美上，西方传统美学思想就以科学为基础，表现为一种数理美学。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十多德认为“美的主要形式是空间的秩序、匀称与明确”。鉴于此观点，西方古典园林艺术处处体现的是数、比例、几何等内部结构关系的和谐之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园林中,花园是户外的厅堂,是建筑与自然之间的过渡,要求得二者之间的平衡就得让花园也遵循建筑美学的基本规律,所以意大利的花园中,“修剪过的树木,砌筑的水池、台阶、植坛和道路等等,它们的形状和大小、位置和相互关系，都推敲得很精致。连道路节点上的喷泉、水池和被它们切断的道路段落的长短宽窄,都讲究良好的比例”。整个花园体现出布局的明晰匀称和比例的协调精确，像维尼奥拉设计的朗特别墅和他的学生李高利欧设计的艾斯塔别墅都是此中典范之作。古典主义时期的法国园林继承了这种几何式花园传统，并由“唯理主义”将其推至巅峰，形成了法国古典主义园林艺术。17世纪的唯理主义哲学家笛卡尔认为:“美和经验、情感、习惯都没有关系,它是先验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结构要像数学一样清晰明确，不应该有想象力，也不能把自然当作艺术创作的题材”。宫廷造园家布阿依索也确信“园林不论怎么千变万化，都要遵守良好的建筑格律，做到井然有序，布置得均衡匀称，并且彼此完善地配合”。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整个园林便成为一个以建筑物为统率，以中轴线为艺术中心，比例严谨，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的大几何图案块,体现着以数理为内涵的自然理性和以绝对君权为内涵的社会理性。由古典主义造园大师勒瑙特亥设计的孚勒维贡府邸园林及凡尔赛宫苑皆为此中顶极之作，这些古典主义者坚持理性至高无上，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