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李仲耘李植元一、芦台镇的少年画家我父亲李仲耘1918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桥西，199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芦台是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自古以来文风很盛。爷爷是芦台的小学校长，很有学识，书法好，也能画画。子女们自幼受爷爷教育识字学书法，大多写的字好，父亲天资聪慧，写的最好，深受爷爷喜爱。父亲幼年常在地上画大马。他对画画异常敏感，兴趣越来越浓，画也越来越好，年纪轻轻便扬名芦台。父亲说，他在十多岁时曾为周氏长辈（画家周思聪之父）画花鸟四扇屏，周家多年悬挂堂屋，直至“文革”。1985年举办“李仲耘返乡书画展”期间，我曾陪同父亲在汉沽见到他儿时好友苗克诚，几十年未通音信，追思往事话语万千。苗老伯讲我父亲找他玩时，见他家有些印章石料，顺手找了把小刀刻起来，只用很短时间就刻完了。这些印章他一直珍藏着。当即让其子找出来拿给我们看：打开布包，只见里面有4枚冻石印章，不沾一丝印泥，盘龙印钮雕刻精细，宛如新章，全部是朱文篆刻，字体安排疏密得当，刀法熟练，古朴生动。我听说苗老伯半世坎坷，颠沛流离，几经迁徙，石质印章却无半点磕碰，完好如新，父亲见到自己少小之作被如此珍藏，十分感慨！我父亲16岁在宁河中学(即今芦台一中)毕业，后经人介绍到天津明星制罐印刷厂当美术技师，做工艺美术设计工作。在天津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画家李昆璞等文化界名人，为了进一步深造，父亲又到北京拜著名画家陈半丁先生为师，每月专程到北京求教一次。半丁先生对父亲赞赏有加，父亲刻苦学习，成为半丁画派的主要传人。几年后明星印刷厂倒闭，父亲回到原籍，做宁河中学美术教师。1985年我随父亲回乡办画展期间，曾到芦台一中参观，看到父亲当年制作的动物标本，完整如故，标签上清楚标明动物名称、制作时间和作者姓名。时隔四十余年有些学生对当年父亲教学情况仍记忆犹新，对父亲的教诲难以忘怀。二、辅仁求学1946年父亲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他后来对我说，本来没有上大学的打算，因为失业，到天津找工作，看到辅仁大学在天津招生，心想不妨花点钱，过把考大学的瘾，进考场画了张画就回家了。也没向任何人提起过此事。那时大学招生登报公布新生名单，有人拿着报纸告诉爷爷，爷爷才知道。既然考上，那就上吧。为凑钱，爷爷急肿了牙。就这样，父亲在工作了十多年后又上了大学。辅仁是书画的最高学府，这里汇聚着众多学者、教授、艺术名家。对我父亲画风影响大的有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先生。还有汪溶(汪慎生)先生，他画花鸟画，刻画细致，颇多情趣。陈缘督先生教山水，陆和九先生教篆刻，启功先生当时是青年讲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我父亲进行指导。由于父亲参加工作后才到大学深造，比同班同学年龄大，才气高，又忠厚朴实，在老师和同学中有较高威信，被选为班长。父亲在学习之余常要画些广告之类外活，补充学习费用，但生活仍很艰苦。我家保存着当年父亲和同学们的合影，女同学花枝招展，男同学西装革履，惟独父亲青布长衫，显得格外清贫。三、走进电影界1949年初父亲大学毕业，组织安排他到新组建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任美术股长。北影最早拍摄的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由父亲任美术设计，著名电影导演谢添当时还是青年，在该片中饰反面角色王金龙。50年代条件很艰苦，我家住新街口大四条内宽街胡同北影宿舍，名叫宽街，其实是在胡同里面的一条极窄的小胡同，把4个四合院打通，街门堵死，共走一个大门，组成一个大宿舍。我家和香港回国画家俞翼如先生共住三间北房，中间打了隔断，每家各住一间半。俞先生是北影美工技师的主力，《红旗谱》等许多重要故事片都是由他出任美术设计的。后院北房是上海调京的洗印技师陈富庭家，陈先生是资深洗印专家，南屋住的是著名演员陈戈和夫人丁克。陈戈在电影《南征北战》中饰演我军师长，操四川口音，英俊干练，他塑造的我军首长形象，轰动全国。我家只有几件简陋的旧家具，一件小市上买来的旧圆桌，做饭吃饭都用它，晚上父亲作画又是画案。在这个圆桌旁，父亲接待过来访的朋友著名画家陈少梅、冯仲莲夫妇，著名工笔人物画家任率英先生，天津故交名画家李昆璞先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原本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1953年两厂分家，父亲到新影任总美术师，为电影字幕民族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父亲自幼学书法，楷书很好。后来对魏碑发生兴趣，写一手好魏碑。在钻研绘画的同时，他遍临真、草、隶、篆各种碑帖，认为行书便于抒发感情，又偏爱行书。他掌握各种书体特点，熟习各家笔法。基于多年绘画的素养，创造性地进行书法创作。不单纯追求是否合乎书法的体、派，而融会各家之长，根据内容需要创造不同书法。在他的书法作品中，看不出明显是哪家哪派，字字雄浑潇洒。以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