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果你是记者，遇到有人跳楼，你选择救人还是选择报道？（学号：107551000428姓名：张亚茹）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记者选择救人是出于一个一般人对于生命的珍视，作为人的伦理道德要求记者救人，而记者的职业道德要求他必须做客观的事实记录。如果记者选择拿起摄影机来拍摄跳楼者跳楼的残酷过程，那么它所拍下的一定会是“好的”新闻和“精彩的”镜头，一定会是一条极具震撼力的新闻场景。或许记者还会因此而成名于天下，因此而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就像凯文．卡特，一位曾经默默无闻的南非小报摄影记者。在1994年，他因为一幅《饥饿的非洲小女孩》的照片而荣获当年的普利策“特写性新闻摄影奖”。然而，就在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3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在遗言中写道：“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成名并没有给凯文．卡特带来任何快乐，恰恰相反，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无法躲避来自包括来自他好友在内的道德指责；无法忘记非洲小女孩那双对生命充满渴望，足以触痛每个人内心深处良知的眼睛；更无法原谅在生死攸关的冷酷场面，自己没有放下摄像机去帮助那个奄奄一息的脆弱生命。凯文．卡特坐在一棵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泪水流淌在非洲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无法回避各种指责，无法躲避精神煎熬的时候，他只有选择了死亡。实际上，震撼我们的不只是照片，还有作者凯文.卡特的自杀，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新闻的价值怎么也比不过做人的道德与良知。而且从普通受众的角度来看，作为受众他们最想知道的肯定不是当事人摔死的过程和摔死后的惨状，而是跳楼者有没有获救，为什么跳楼，作为记者在成为一个新闻人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社会人，在这种时刻，宁肯牺牲自己的职务，工作也不能缺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道德，不能见死不救。和生命相比，新闻价值的分量还是比较轻的。这里有一个例子，2005年5月27日下午两点多，江西电视台五套新闻栏目《第五社区》接到线报，位于解放西路龙王庙的一幢宿舍楼起火，没有片刻停顿，记者喻萍和鲍宇红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但是因为火势凶猛当事人的女儿爬上了窗台，突然降临的火灾使她痛不欲生，她要以死来了结这一切，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告诉记者：救人要紧，这是五楼啊！绝对不能让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我们的镜头下消失。不顾一切，记者放下摄像机冲了上去，这个时候，女孩的身体已经前倾，就在她的身体即将悬空的刹那，摄像记者鲍宇红一把抱住了她，把她从阳台上拖了进去。事后她们有苦口婆心的安慰劝导当事人，让她们可以面对现实并且好好活下去。虽然她们丢失了一条精彩的新闻，但是她们的行为得到了社会和领导的高度评价。所以在我看来，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暂不履行作为一个职业新闻记者的使命，而应该从对生命的关爱和他人生命的无限尊重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需要一种比客观报道更重要的精神就是博爱精神。再者说，记者可以在跳楼者得救后进行采访报道，关于跳楼的原因跳楼时的心理斗争以及得救的过程都可以作为报道的素材，这些同样具有新闻价值。总的来说，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不可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不可一味的追求“精彩的报道”而缺失作为社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情操和博爱精神。决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个别新闻工作者为了“吸引眼球”而成为“扒粪者”，甚至以娱乐心态、看客心态不断制造新闻文化垃圾。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称职的新闻工作者所不齿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