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第一篇：诗经《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风”又叫“国风”，是各地的歌谣。诗经有诗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雅”分“大雅”、“小“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怪”之一。《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诗经》305篇作品，产生于漫长的时代和辽阔的地域，反映了宽广恢宏的社会生活面。就其思想内容看来，主要包括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婚恋诗、农事诗及征役诗、爱国诗等等。可谓丰富多采。（一）、一小部分小雅反映了周王朝走向崩溃、没落的社会现实。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讽刺了当时的黑暗政治，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一部分大雅可视为民族史诗，周民族的史诗在《诗经·大雅》里，集中保存了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生民》生动地描述了周始祖后稷神奇非凡的诞生：后稷之母姜嫄踩了天帝的脚拇指印而怀孕，生下后稷，以为不祥，抛弃了他，但他得到牛羊的哺乳伐木人相救，又受到鸟儿展翅遮护，因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接着写他对农艺的天赋才能，颂扬他长于农事、勤奋创业的英雄业绩。此诗颇富神话色彩，无异于一篇糅合神话传说的《后稷传》。《大明》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写得绘声绘色，雄伟壮观：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既有军阵、军容的描绘，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写出了牧野之战的战斗场面和师尚父的鲜明形象。颂扬了文王、武王父子的非凡功德，着重赞颂了武王伐商的辉煌胜利。这五篇作品，合而观之，适成一组史诗。它们虽然简朴，却像是用粗线条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周民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史迹，无愧为周民族的英雄史诗。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真正的史诗屈指可数，因而《诗经·大雅》中保存下来的这一组史诗就显得特别珍贵。，《雅》中保存了不少与颂歌异调的怨刺诗。是王道衰落、礼崩乐坏、政教不行、人伦废丧的产物。所谓“刺过讥失”、“匡救其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和道德、伦理因素，而且指明了怨刺诗的主旨所在。怨刺诗是乱世的产物，它们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厉、幽时期及其以后，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中一些作品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的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史讽今：“赫赫宗周，褒姒威（灭）之。（《小雅·正月》）”或揭露现实：“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廉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小雅·正月》）”或针砭昏君：“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大雅·板》）或斥责佞臣：“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吴！”（《小雅·巷伯》）总之，不外乎悯时伤乱、愤世哀民，表现出诗人系心国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忠心诚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歌功颂德之作有相通之处。但诗人们对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客观上具有不容低估的认识价值；诗中所抒发的深沉怨债，也表露了诗人们“忧心慇慇”的忧患意识。（二）农事诗周代经济以农为主，因而反映农业生产和劳动生活的农事诗在《诗经》中为数不少。《颂》里的农事诗，大多赞颂农业所取得的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了祈求丰年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但其内容较为单调，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不高。颂歌与怨刺诗中国古代诗歌有所谓“美刺”的传统，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可谓开其端者。在《诗经》中，歌功颂德的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它们多属庙堂乐歌或官方乐歌，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宫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它们或颂帝王、歌天命，或颂战功、扬王威，或颂宴饮、赞嘉宾，其主要目的是为周王统治的合理性寻求神学的支持，并借助于上帝的权威以慑服臣民，以永保周王之天下。这些谀美的颂歌虽不能说一无可取，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其思想意义及艺术价值实在无足称道。不过，应该指出，正是这一类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成了后世那些讴歌承平、粉饰现实的谀美之作的榜样和典范。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无法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国风”相比，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也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三）“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雅》中的怨刺诗多出自贵族文[1]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人之手，《国风》中的怨刺诗则多出自民间，较为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债更强烈，讽刺更尖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