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建构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奥康纳、福斯特、佩珀和阿格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建构最具代表性，本文将在系统阐述他们是如何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基础上，分析其不同理论特点及其理论价值。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指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现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但是，奥康纳认为并不能由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完全对立起来，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潜在地包含着生态学思想，只有把这种潜在的生态学思想挖掘出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才得以彰现。奥康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作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奥康纳侧重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人类生产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研究。首先，奥康纳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奥康纳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而仅仅把“文化”看作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这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能考察在不同文化和权力关系下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具有客观维度，而且还具有文化等主观维度。奥康纳的结论是：“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的。”这也意味着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人们之间建立何种协作模式事实上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权力结构会对人们之间的协作模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只有把握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克服技术决定论的偏差。其次，奥康纳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要求人们不能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仅仅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基础上，而必须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生态关系。最后，奥康纳论述了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二者中介的“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奥康纳强调，自然、社会劳动和文化二三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在社会劳动中，“文化和自然是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的”。奥康纳强调，由于文化和自然维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劳动过程越来越复杂化，劳动的结果越来越难以把握，从而决定了劳动关系和协作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也为人们选择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提供了可能。总的来看，奥康纳通过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技术决定论偏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阈，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提供了理论二和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是潜在地存在着生态学思想这一观点不同，福斯特则断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这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对近代唯物主义和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批判反思的结果。因此，如何完整系统地阐发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和特点就成为福斯特着力解决的问题。福斯特批评了那种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是一个支持技术进步的反生态论者的观点，指出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他们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混同于机械唯物主义，认识不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的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与那种把唯物主义同生态学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的观点相反。福斯特指出，唯物主义不仅和生态学不相矛盾，恰恰相反，马克思在生态学方面的深刻见解正是来源于他对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以及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研究的结果。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四部著作中。在福斯特看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和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对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不仅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集中表达，同时它也意味着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可持续性追求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三如果说奥康纳和福斯特是侧重于从总体上重构或阐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的话，佩珀则是通过重点阐发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和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来说明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佩珀强调马克思不是生态中心论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论是有益的。这种有益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生态中心论者在分析生态问题时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始终把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与经济特征相联系，强调当代生态问题的产生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剥削，而这恰恰是生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