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唐代新题乐府诗歌到了唐代，乐府诗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文人乐府创作呈现出勃兴的局面。许多诗人都写乐府诗，创作出大量的新题乐府。而且许多著名诗人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也多是乐府体诗。盛唐时期的杜甫和中唐时期的元、白等人的新题乐府创作成就尤大，影响尤巨。一、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汉魏六朝一直到唐代，乐府诗创作都存在一个后代诗人拟写前代古题的传统，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拟乐府诗。与此同时，每一个时代又不断有新题出现，尤其是南朝梁、陈两朝，创作出大量的新题。而这些新题产生以后，又被后代人拟写而变成古题。这可以说是乐府诗从汉魏到唐代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正因如此，宋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将不见于陈隋以前的新题乐府命名为“新乐府辞”。但郭氏“新乐府辞”与中唐以后元白等人对新乐府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元稹《乐府古题序》、白居易《新乐府诗序》、《与元九书》等认为新乐府应该是乐府诗作者“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首创，内容也要“讽兴当时之事”。所以葛晓音等学者认为唐代新乐府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新乐府是指唐代产生的新题乐府，狭义的新乐府则指新题乐府中符合“兴谕规刺”内容标准的诗。在唐代新乐府诗的创作中，杜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诗人。作为一个经历过唐王朝全盛时代和安史之乱的诗人，杜甫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过程，其创作有“诗史”之称。就体裁而言，杜甫兼善各体诗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杜甫创作了大量以“行”为题的新题乐府诗。“行”体新乐府在内容与艺术风格等方面与汉魏乐府有许多类似之处，是“从杜甫到中唐前期旨在‘讽兴当时之事’的新乐府诗产生的温床”（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与界定》）。杜甫的“行”体新乐府较多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揭露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这类诗作以《兵车行》为代表。《兵车行》标志着杜甫诗风的转变。这首诗表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杜甫把矛头直指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一方面是“边庭流血成海水”，另一方面是“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视而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以及“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社会现状，也充耳不闻“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社会惨景。第二，揭露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对百姓的欺压。在这方面，杜甫有一系列的诗篇，如《丽人行》批判了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杨氏兄妹，他们穿的是“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吃的是“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极尽奢华。《冬狩行》则讽刺了地方军阀只知打猎取乐，全然不顾国家安危的状况，“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此外，《岁晏行》“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写官吏的盘剥逼使百姓卖儿卖女，令人触目惊心。第三，揭露安史之乱对百姓的伤害，这以“三吏”、“三别”为代表。“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作者在诗中出现，以亲身经历的方式叙事；“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通篇为人物独白，可视为代言体。这些作品作于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时任华州司功参军。当时唐军大败于邺城，强行征发民夫，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杜甫以实录的笔法对战争的惨状以及百姓的痛苦进行了描述，言辞之间充满同情。但换一个角度看，尽快结束战争使百姓及早过上安定的生活，也使国家的政治秩序得到恢复，这又和杜甫的政治理想相一致。所以在同情百姓苦难的同时，杜甫也鼓励百姓积极参战，故有“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之语。在艺术上，杜甫的新题乐府即事名篇，不用乐府旧题，却深得乐府精髓。概言之，杜甫的新题乐府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他善于综合运用汉魏南北朝乐府民歌的传统手法，通过高度概括的场面描写，以史诗般的大手笔展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他以场面的客体化及视点的第三人称来叙事，吸取了汉乐府叙事诗的创作经验，同时又以其宏大和深刻突破了汉乐府叙事方式的局限。如《兵车行》的开头通过少量典型细节构成了包含巨大历史容量的场面，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所造成的百姓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其次，他善于利用歌行的赋化和容量大的长处，以及富有跳跃性和抒情性的特点，丰富了叙事手段，增加了叙事的多面性。如《哀江头》从第三人称的视点写诗人潜游曲江的行踪，哀叹曲江之昔盛今衰，写出杨贵妃死于马嵬的史实。最后，杜甫的新题乐府取法汉乐府却不重形似，而是化用汉乐府的神理，极大地创新了乐府诗的表现手法。这尤以“三吏”、“三别”为代表。“三吏”、“三别”一如汉乐府，直接面对当下的社会问题。但这六首诗的表现形式、叙述视角、叙事手法又各不相同，从而增加了作品反映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总之，杜甫的新题乐府能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在艺术手法上，杜甫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乐府民歌的叙事技巧，师其神而不师其形，采取“即事名篇”的方法，能更真切地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