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的编纂思想张红军南朝著名史学家范晔著《后汉书》十纪，八十列传。范著《后汉书》之前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18家，然此著一出，诸家逐渐散佚。这主要归功于范晔对前代史书的整理、编写及独特的编纂思考。目前还无专文撰述，本人尝试梳理，粗作探讨。一、内容撰述融入通观意识、立体意识、正统意识范晔撰《后汉书》的目的是为“正一代之得失”，《后汉书》的编纂贯彻了这一深意精旨。首先，作为断代史的《后汉书》，在许多问题上的撰述不只限于东汉孤零零的一段儿，而是通过对其自身源流始末的叙述，渗透通观意识，论其得失。如在《皇后纪》中，范晔考察了历代后妃制度的演变过程，并立足于探究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与作用。他指出，汉袭秦制，未能及时规整好后妃制度，虽光武、明帝时代一度严格，纠正了一些弊端，但还是没能形成一整套正式制度严禁外戚专权。自章帝始，因宠幸授权而致“始失根统”：“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这样就造成“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贤明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1］（p401）的严重后果。其次，对于东汉的衰亡，范晔从女后临朝称制、外戚专横、宦官专权、党锢之祸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编纂、钩沉，立体考查其衰亡原因，使读者认识到，其衰亡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弊端积累的结果。在范晔看来，东汉衰亡的阴影始自章、和二帝，安、顺帝时已衰象丛生，桓、灵、献帝时期则是走向灭亡的过程。在这期间，皇帝大多早逝，继位者年幼，母后临朝称制，外戚专权顺乎其然，造成皇权与外戚间的矛盾。为夺回权力，皇权与其家奴宦者结盟。宦者乘机以维护皇权名义诛外戚，把持皇权，横行朝野，又与士人矛盾空前激烈，党锢之祸随之连连爆发。皇权昏暗，外戚专横，宦官专权，党锢之祸，多种因素长期积累，相互叠加，最终压垮东汉帝国。第三，范晔在编纂《后汉书》中树立以东汉为正统，表达出强烈的大一统观念。我们知道，东汉前后，有许多其他政权同时存在，有的政权短时间内还曾“天下共号”，如刘玄更始政权，但范晔在编纂时却并未像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那样为其立纪，对王莽、曹操等重要历史人物也只是在其他纪传中记载了他们的情况。纵观《后汉书》整个纪体，此只为光武帝刘秀系皇家人物所独享，对其他政权人物则一概贬斥。对许多纪传人物的品评也无不彰显东汉政府所提倡的儒家忠、孝、节、义精神。即使在对东汉政权衰亡的反思，也是围绕着其合法性进行的。二、史料编纂的拓新与前史相比，范晔在史料编纂中大量采用歌谣。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是歌颂良吏清官，如“前有召父，后有杜母”［1］（P1094），歌南阳太守杜诗造水排，铸农具，修陂塘，拓土地；“枹鼓不鸣董少平。”［1］（P2490）颂洛阳令董宣严惩不法豪强，使社会安定，无人击鼓鸣冤。第二，讥讽贪官暴吏，痛恶权贵。如“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1］（P2521）谴责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四宦官骄横不法。“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1］（P471）讥讽刘玄滥封低劣之人祸害长安。第三，赞扬学者、经师学问，名士风骨，歌颂正义。如“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1］（P2186），是太学生们对东汉名士李膺、陈蕃、王畅的褒扬。“五经无双许叔重。”［1］（P2588）是对许慎精于经学的赞许。第四，委婉讽刺世风。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牛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1］（P853）讽京城侈靡之风上行下效不良风气。“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1］（P2788）是社会风气对男子阳刚、女子阴柔的极端要求。总之，范晔所采歌谣，生动而真实，透视出社会问题与政治观点。范晔在编纂中杂采奇闻轶事。范晔时代，已经积累了相当多有关东汉内容的文人杂记，其中部分内容为范晔编纂所借鉴吸收，成为正史内容的一部分。与《三国志》比较，有十六篇列传“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2］（P4）如《后汉书·袁绍传》引用了《英雄记》的内容，《后汉书·董卓传》则参考了《英雄记》和《九州春秋》的内容。这些参考引用，大大丰富了人物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后汉书·方术传》中记有神异之事，其他如《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传》等也有巫祝之事记载。对此刘知几批评道：“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3］（P116）但也应注意到，从东汉至唐代，谶纬迷信、佛、道、方士清谈之风盛行，《后汉书》对此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当然也不可否认范晔认识上具有猎奇性的一面。三、体例上的增纪、增传范晔《后汉书》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主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