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废约运动随着条约而来的负面影响的加深，中国历届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想修订关税税则，以增加财政收入。1902年，清政府向列强提出使关税税则确实值百抽五和修改治外法权的要求。1917年，北洋政府与列强进行了增收关税的谈判。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第一次提出了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并围绕二十一条所引起的山东问题同日本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斗争。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又一次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提案。列强表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适当时期召开关税会议使中国关税税则到切实值百抽五和增收二五附加税;在适当时候组成一个委员会凋查中国司法状况，看中国是否适宜取消治外法权。英国应交还威海卫租借地，法国承认交还广州湾，日本也允许有条件的交还在山东霸占的权益。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只是停留在国际法意义的水平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因而没有出现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帝废约运动，也未能真正触动不平等条约体系。抗日战争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摆脱在旧的国际体系中的屈辱地位。抗战前期，废约问题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但作为对中国的一种道义支持和精神声援，美英政府数次声明，将在远东战争结束后与中国讨论废约问题。1940年7月8号，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宣布：“英国准备于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互惠及平等原则，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及修改条约”。之后，美国政府声明将在“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和中国政府经有秩序的谈判和协议，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它一切美国及其它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而取得的所谓‘特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立即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中意或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中国与德、日、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即行废除。由于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益显露，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与中国逐渐走到一起，最终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国，中国成为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但是旧约的存在无疑从法律上把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这与中国目前的地位极不相称。从现实需要来说，中国战场牵制着百万日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因此美英等国都开始考虑提前废约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1942年3月27日提出一份备忘录，详细地分析了暂不废约与立即废约的利弊得失。他的结论是，立即废约具有“更重大更持久的意义”。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建议本国应该立即行动，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应通过以保留特权来维护在华利益，维护利益的最佳途径应是与中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和发展双边贸易，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保守地坚持部分废约，且建议美英两国在废约问题上采取平行行动，欲以两国共同努力谋求尽可能多地保留在华权益。中国方面在9月下旬已决定提出废约问题。10月4日，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明确地向美方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途岛大战的胜利，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对盟国有利的变化，也为中国政府的废约活动提供了条件。1942年3月，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要求立即废约的潮流。正在美国商谈美援问题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表示，希望立即废除旧约，订立新约。4月，宋美龄访美期间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呼吁有关国家尽早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宋美龄身份特殊，美国对该文甚为重视，同时美国国内盛行着对中国的同情。于是，美国务院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考虑在战时废约。10月9日，美英根据事先约定，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美英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以美方提出的新约草案为基础，中方就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谈判，美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九龙租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要求废止1898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但英方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英国准备与中国谈判的范围之内。对此，中方指出，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新界问题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但英方仍拒绝讨论新界问题。僵持之下，还是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决定暂时搁置九龙问题，中英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1943年1月11日，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