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犯罪中的社会因素浅析当今社会中的暴力犯罪屡见不鲜，且犯罪手法愈加恶劣，犯罪结果愈加严重，社会影响力愈加重大。南平郑民生案，邓玉娇案，杨佳袭警案，刘汉黄杀人案，北科大学生抢劫案，一件件一桩桩骇人听闻：2008年7月1日上午,杨佳冲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杀死六名警察,另有三名警察和一名保安员受伤；2009年6月15日，在东莞市大朗镇大井头社区第二工业区展明五金制品厂门口，因工伤失去右手的刘汉黄在讨要工伤赔偿遭拒后，掏出弹簧刀捅杀该工厂的三名高管，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2009年7月12日，北科大学生黎立在北京科技大学内中国银行营业厅持刀先后劫持一女一男两名顾客为人质，以此要挟银行工作人员交出十万元人民币后，携款逃跑；2010年1月3日，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08级女生赵秋瑞被同学段晓宇杀害在距离学校不远处的七天连锁酒店，段晓宇随后投案自首；2010年3月23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郑民生手持砍刀，连续砍杀13名小学生，造成已有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伤。然而我们是否想过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暴力犯罪愈演愈烈的后果？暴力犯罪的发生难道真的只是犯罪者本身的错误吗？我认为，社会问题是造成暴力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暴力犯罪的发生离不开当下社会中的一些弊端。下面我便就暴力犯罪中的社会因素作出我自己的理解。首先，我国公检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疏漏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今的警务系统中有着这些那些的不合理之处，也有着一些利用职务之便行不法之事的违法分子。公安机关暴力执法，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等各种现象屡禁不止。这使得民众对司法公正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暴力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例如近年来的“重庆黑社会”、“钓鱼执法”、“我爸是李刚”、“赵连海案”等等，都使得民众对我们的执法机构产生了一定的不信任感。黑社会与公安人员勾结；管二代在校园里开车撞人后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爸是李刚！”；赵连海为结石宝宝奔走呐喊，却被冠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这些案件的发生使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国的司法程序以及公检法机关的执法仍有着不小的漏洞。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中，造成杨佳仇视警察的，正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杨佳的不合法的扣押和殴打。从对杨佳以前的同学及邻居的采访中可以看出杨佳是一个沉默寡言但极为遵守规则的人。如果没有警方不分缘由的扣留殴打，没有一次次上访的失败，也许现在的杨佳还是一个安静生活的正常人。其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民众已由原来单一的对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转到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事务的公正与公开等多方面的强烈需求，同时，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也走向多元化，从而对社会的行为、风气、发展有着多样性的认识与歧异的看法。比如社会公众对待所发生的暴力犯罪现象，常常是一方面对公安机关打击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怀疑公安机关防控、打击不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定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警匪一家”、“姑息养奸”。社会认知的多元化与公众自我认知的茫然性，往往使得许多人对自己眼前和未来在社会上的安全地位抱有不确定感，这种情绪极易感染，一起暴力事件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很有可能在公众之中引起强烈的心理反应和茫然的行为表现。例如：2002年4月，江西九江市接连发生两起饮食摊点投毒案，一时间，市民几乎谈“食”色变，甚至不敢到所有的饮食摊点及饭店用餐，大批早点、饭店因之而门可罗雀。第三，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暴力犯罪的一个因素。社会学认为，社会上正常的信息渠道一旦受到了阻塞，公众之间的流言就会产生，而流言传播的内容则主要是一定时期内在社会上或群体中互相关心的消息，这种消息一般又与人们的切身利益直接关联，或者与个人与群体利益有着间接关系的。对于社会治安方面来说，由于任何违法犯罪现象都会或多或少对公众造成心理上的阴影甚至是利益与生命的直接损害，而暴力犯罪尤为甚之。故而，公众对暴力犯罪有关信息极为关注，公安机关如果仅仅满足于“关门办案”、“闭门抓人”，而不愿向公众及时透露案件的有关真实情况，就有可能引发社会流言和公信力危机。2003年11月14日，河北省《燕赵都市报》以《65条人命恶魔在沧州落网》为题，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立即引来各家媒体及各大网站的极大关注。整整65条人命，而在此之前，却没有人知道连环杀人案的任何情况。那么民众应该如何预防自己成为罪犯的下一个目标？在不知道危险就在身边的情况下，民众如何保护自己？媒体舆论的传播应当是公民了解社会的一种正当渠道，而不是在政府的控制下隐瞒群众。“赵连海案”的发生引发了国内外许多法律人的争议与探讨，然而在百度上，大量有关赵连海的信息却被删除，无从找起。倘若媒体连百姓正当的知情权都要控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