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的统一从“被死亡”和“人肉搜索”看网络自由和网络规范一．“被死亡”。2010年的中旬接连出现了5起文化名人“被死亡”事件，给文艺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6月2日，一则文坛泰斗金庸逝世的消息惊动全国媒体记者，但不久便被证实这纯属一场不道德的闹剧。其实，搜索一下我们便不难发现，“被死亡”事件早在02年就已经发生（02年就有过言承旭意外身亡的消息），只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频率更高（仅2010年5月至6月间被死亡的就有金庸、余秋雨、杨丞琳、刘著、任达华五位名人）。受众的猎奇心理决定了这样的爆炸性消息必然是会引起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而网络无疑使消息的传播更为迅速。网络是自由开放且互动性极强的传播平台，它打破了以往的传播模式，使每个人都能成为传播者，成为传播的主体。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信息交流空间中，网民既是传者又是受众，大家高度地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网络传播讲求的是自由与开放，这也是其性质所致，当然也是网民的追求。但是自由与开放的程度越高，信息量越大，虚假消息存在的比例就越大。虚假消息（如被死亡）被迅速传播和过度渲染甚至颠覆事实的本质，对当事人、受众和网络秩序都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二．人肉搜索我们再看看另一个网络名词“人肉搜索”。2010年，中青在线法治频道联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天涯社区发布了年度微博事件及年度微博人物，“我爸是李刚”事件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荣”登榜首，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和作为其后续事件的上访途中被宜黄政府围堵机场，展开“厕所攻防战”，并通过微博向网友求助的钟家姐妹，钟如九也分别入选了十大事件和“维护权益奖”，微博传金庸去世谣言事件也引起涉及的道德问题被列在其中。如果说钟如九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网民的“全民围观”“人海战术”在揭露社会不公，伸张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那么“李刚门”在这个基础上又让我们重新关注另一个网络衍生物的两面性——人肉搜索。人肉搜索是近年在网上兴起的以搜索人为主要目的的搜索引擎方式，在同样全民搜索的方式上达到的效果则走向了两个极端。它既体现了民主对社会公平、正义、法制、道德的追求，却又伴随着对私人空间的无限侵入，隐私权的干涉越来越烈的演绎着“网络暴力”的不道德。其中的矛盾，显而易见。人肉搜索的使用往往是伴随着愤怒和声讨而来的，从“虐猫女”到“菊花门”网民运用其强大的人海战术通过蛛丝马迹和信息的海量汇聚在网络中用特有的方式伸张正义。然而，网络文化暴力不加限制的使用则对当事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网友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将事件当事人的隐私信息公之于众，随着网民愤怒情绪的高涨，当事人会遭到无限的骚扰，其中包括肆意恶毒的谩骂、诋毁、诅咒和所谓的讨伐，暴力的对象甚至延伸至当事人的家人朋友。在网民无节制的疯狂暴力围观中，其行为也从最初道德的维护者变为了丧事道德的本体。这样的文化暴力在08年的“很黄很暴力”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网民将对媒体新闻真实质疑的情绪转为对一个13岁未成年女孩的愤怒，对其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暴力的频繁出现所映射的问题是网络秩序的混乱，道德的丧事、网民的不理智、法律意识淡漠和法律的空白处。三．自由跟规范是对立的统一其实，伴随着网络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网民数量的剧增和网民的低龄化等诸多问题，再加上网络传播的迅捷的广泛，这一切都使网络得强势地位得到凸显。如今通过网民的自发传播，从而刺激到媒体反映，产生巨大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公众事件的例子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微博出现之后。凤凰卫视的记者雷宇在谈到微博对生活的影响时说到，微博的出现标志着个人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然而公众在面对这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误读和误传的现象，产生不好的影响。网民对事件窥视欲和参与热情被无限的调动扩大，然而信息来源，信息量，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解读能力等诸多个体因素的差异，使得误读和误传成为了必然。如此而来，关乎“网络文化暴力”和道德问题也不得不让人对网络自由重新进行思考。网络的开放性使广大的网民成为网络中最重要的主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可能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因此，在推进网络秩序规范健康的进程中，网民素质的提高成为最重要的一环，不过这里存在巨大的困难，由于网络本身的保护性和开放性，网民的分散性、匿名性等特征，直接在网上对网民进行教育是不现实的。而必须将这一过程放回到现实生活中，在公民教育和社会风气的营造中同步落实。同时，最重要的还是参与者的自觉性。我们知道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的自由都是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上，在被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即有限的自由。所以建立一个规范有序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是当下的时代的要求和当务之急。自由的网络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并且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最多的信息，输出最多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