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的努力程度问题研究本文得到河北省科技厅2008年度软科学项目的资助（编号：08407294D）。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的影响——以河北省县级数据为例问题的提出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05]5号）的规定，为推动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减轻财政包袱；中央财政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人员给予奖励。中央财政对各地2007年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撤并1个乡镇或区公所奖励50万元；按县算账，比2006年减少财政供养人员1人奖励4000元,同时对人员增长超过全国地方平均水平的县，超过部分按照每人扣减500元。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规模控制体现的是激励与约束的政策。实际运行中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是刺激了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扩张？还是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的扩张起到了制约作用？为更好地理解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将采用2007年间河北省各县的数据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本文的目标,以河北省136个县（市）财政的有关数据为依据，对地域人口、人口密度等因素与标准财政供养人口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在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的影响。首先,我们建立各县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的测算模型，然后,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的影响计量模型。一、文献综述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研究了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控制努力程度的影响。袁飞、陶然、徐志刚、刘明兴利用中国1994—2003年县级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实证角度确立了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的因果关系,分析了财政集权过程中转移支付增加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政府管理体制下,上级政府面临着无论增加哪种转移支付都可能带来问题的两难处境。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专项转移支付,就面临一个上级政府并不如地方政府了解本地实际需要,转移支付与当地需要难以符合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它使得地方政府有很强动机通过跑“部”“钱”进,并通过“样子工程”等显示政绩的方式来争取资源,往往不能对瞄准人群带来实际好处。而为克服专项支付过于灵活和随意,且无法促进实现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问题,近年来政府开始明显增加更具有规则性、按公式计算并分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但由于地方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使用上具有较大自主性,地方政府就很容易把上级转移支付用于“吃饭财政”和人头费开支。总体来看,在地方政府对本地百姓无法充分负责、且上级又控制主要财政资源并通过转移支付为地方融资的财政和行政集权体制下,并不存在一个制度性的机制来确保上级财政资源的有效使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财政上更加分权和行政管理上更有基层参与性的体制将不仅有利于控制政府冗员的增长,也将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考虑到我国许多地方的财政仍然是“吃饭财政”，即把保工资作为财政运行的主要甚至首要目标的事实，张光等人认为转移支付规模比自有财力更具扩张官员规模的作用。这是因为，后者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事，受硬预算约束。而后者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具有明显的“软预算约束”特征。胡书东(2001)使用1952一199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阶段考察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的关系，认为中国处在转型经济阶段，财政系统承担着更大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贵任，由于存在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比较缺失，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流动性受到很大限制等问题，中国的财政分权没有对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产生显著的约束效应。他强调了转型时期中国财政系统所具有的特殊性是导致政府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Chen(2004)检验了Brennan、Buehanan(1980)和oates(1985)提出的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使用中国1986一199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了更大的地方政府规模。他的解释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默认预算外资金存在而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串谋”行为(CollusionBehavior)，不利于财政分权发挥约束地方政府规模的效应。苏晓红、王文剑利用1995一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中国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苏晓红、王文剑.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J].财政研究，2008（1）：44—46。理论上探讨了影响财政分权发挥制约地方政府规模扩张效应的各个因素，认为造成这一效应并未出现的原因，一是在中国“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得不到有效发挥。二是来自“财政纵向不平衡”和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的负面影响。三、河北省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