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3-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时间：2011年12月20日星期二地点：院三楼学术报告厅主持人：肖珺主讲：赵月枝（西门菲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肖珺】（介绍赵月枝的学术背景）【赵月枝】一、另眼看重庆的理论背景在国内的讲座选题见证了批判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的发展：2009年之前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到2009年呼吁传播研究新的思想解放，提出5个R（理论取向问题）（《现代传播》）再到2010年提出“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传播与社会，第18章）2011年，我看到了：1.西方新闻业危机的深化——以“窃听门”为极端2.中国新闻体制改革新探索——以重庆卫视去商业化改革为先河危机背景下新闻传播研究的5个理论新面向1.背景：危机呼吁新的思想解放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回应——新自由主义全球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成为主导，信息传播产业成了资本积累的新场域，形成了信息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姿态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新闻传播业进入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时代信息产业成为资本主义摆脱前一段危机的手段2008年以来的危机再次证明，资本主义模式无法解决其结构性的矛盾：正如加拿大政治学家LeoPanitch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所言：如果这场危机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生态和文化层面的，也是根本性的：生态事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上三重危机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当下世界历史现实，它们展露了消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由于传播问题和中国问题是信息资本主义和网络社会时代讨论全球化危机和探索出路的两个关键，坐拥人类同时，由于传播学是1950年代美国冷战社会科学的“重灾区”和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前沿”，中国传播学的重新思想解放比其他领域更任重道远当下，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精英民主政治诉求、现代化理论框架和新自由主义“政治无意识”在完成了其“告别革命”和为媒体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流行提供学术合法性的使命后，已无法使本领域在“三重危机”下在理论创新新方面有所作为。因此，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什么样的“范式革命”能使依然或多或少依附于西方、2.5个R理论新面向（1）重新发现乌托邦不能没有乌托邦：真正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最大的乌托邦需要构建“中国传播理想图景”，而超越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包括西方语境下的公共领域理论和公共广播模式，是起点。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的中国“（邓正来），是关键而谁是主体，是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是本质重新发现乌托邦——特别指向：一种在全球反殖民与反资本运动中所形成的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期待——坚持：一种试图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人类劳动的力量与一种将劳动降格为市场交换商品的力量正在进行斗争——期待：包括华语学人在内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坐拥上百年的革命历史资源，共享着建设另类社会成为与失败的经验，会继续成为替人类寻求出路的关键群体和批判思想复兴的希望关键在于：超越抽象乏味的沃勒斯坦Wallertein宣称：问题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Zizek：Communismagain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McChesney和Foster：SocialismorExterminism?(2)重新根植于历史历史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也没有终结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叙事：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有必要全面检视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中国新闻制度形成的历史（包括“软实力”/“外宣”的历史！）——不能割断中国新闻传播历史来做研究——中国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当下社会抗争的历史延续性问题——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重庆卫视改革是否逼迫我们重新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遗产？）（3）重新嵌入社会基于波兰尼的理论：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社会工程不仅是乌托邦的，而且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秩序的推进注定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波兰尼把经济王绍光：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魔之后，重庆的改革虽然自上而下，但是是否有相对于极端市场化的“反向运动”的含义？唱“红歌”运动是否有下层社会基础？（4）重新定义主体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天然社会基础吗重视劳工和农民作为社会传播主体的研究——回到“主体中国”的问题《新青年》1920年“劳动节纪念专号”写道：20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