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权力契约论文：完善权力契约机制,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摘要：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学权力关系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契约关联不断加强。大学权力的契约属性保证了权力与质量目标的一致性。为此，大学应该不断强化权力契约约束机制，以契约制度促进质量管理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平衡协调，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关键词：大学权力契约；平衡协调；大学教育质量一、大学权力的契约属性一般来说，借助契约理念对权力进行规制的过程就是大学权力的契约化过程，大学权力契约化的结果将达成大学权力契约。具体到大学内部，就是以质量作为载体对大学权力进行强制性约束，使大学权力主体(主要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形成合乎明文规定的惩罚机制和控制风险方面的利益关系。这个契约设定表达了大学组织对其自身功能产出所抱有的一系列承诺与互惠的目标期望，并强调了质量行动也应以合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方式来维护权力信誉。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契约机制的组织植入，使大学可以借助质量承诺与权利互惠的制度章程持续地加强权力对质量的责任意识和理性程度。在大学的法治化进程中，以制度来明晰权力对质量的契约关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样不仅统合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契约责任，而且也强化了大学内部各方利益者的契约义务。从狭义上，我们一般把“大学权力契约”表示为大学内部权力对质量理念、质量管理、质量评价等按照一定的目标期望加以完备的一种契约设计。这样，相伴而生的契约机制就会促使大学权力主体按照承诺倾力调动一切因素，以维护责任目标，并确保责任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规制约束，契约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提供着维系大学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互惠的依赖张力，也在大学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内部设置着互惠的义务。虽然契约不强调双方的法律义务，但其在本质上认定对方并可获得合法权利。这样，契约就规定了大学权力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责任义务。质量作为大学权力契约的承诺内容，它以权力评价为手段对大学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等产生一种内在的约束。此时的约束是指由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催生或衍生出来的权力声誉和权力窘境对权力偏离主旨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经过公众表达通常是以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学品牌美誉度、毕业生的社会收益等显现出来的，并对大学的人力资源、学术资源和办学收益等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样，权力的契约属性就为大学利益群体对大学权力进行伦理质疑、契约问责奠定了法理学基础。事实上，契约本身实现了权力与质量目标的一致性：契约以连贯的权力公正履行着质量承诺，维护着不同利益者的功利诉求。契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正式契约是对可行性的一种诉求，非正式契约是对可欲性(desirabilityconsideration)的一种诉求。约翰·罗尔斯的契约作为对社会政治安排的可欲性和可行性的一种检验手段，为之提供了一种选择的途径。我们这里的“契约”包含着大学权力与质量体系任何一方的权利、义务、期望以及彼此产生的实际影响，它具有学术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特征。这时候，大学权力契约源于下面三个通常可以叠加的功能之上。一是激励组织个体的能力。高校内部契约将形成一种制度约束，使组织结构的行动能力不断加强。二是组织自身功能的协调能力。主要是在如下两个层面发挥作用：一个是代表惩罚机制和控制风险方面的显性契约，其以明文形式发挥着规范效能；另一个是代表激励机制的隐性契约，其借助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所营造的约束环境，使得人们产生了追求质量的动力。三是规避风险的控制力。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学权力与质量间的契约关联不一定要用刚性很强的条款或某些方面的刻意联系来加以维系。大学权力与质量间的契约是内部多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当遇到外来的强势干预时，也会出现绩效的不确定性以及权力和质量的功利性目标无法预期等问题。在现实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直接性的上级行政干预或间接性的经济干预所产生的契约偏差。大学权力契约化的目的是让权力主体感觉到他们是大学质量的重要责任者。大学权力契约具有如下基本属性：第一，权力风险与质量福利将会趋于等价，实现权力奖惩与质量激励之间的一致；第二，能够充分利用彼此信息来优化彼此内部的综合资源，不断加大权力内部的协调性；第三，各种权力绩效回报会因彼此信息利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质量的提升可以加大权力的力量；第四，提高了权力在应对不确定因素和避免风险方面的敏感度。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大学权力与质量的初始水平的差异，目前权力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