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4反省社会学*与华康德的谈话[6.16]问:这里,您使我回想起涂尔干的一句名言,他说社会学"之所以扩大了我们的行动范围,只不过是因为它扩大了我们的科学领域"。但我还是得回到我的问题上:反思性使我们祛除幻想,这是不是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导致我们倒退到那种"消极保守的立场"涂尔干,这位《社会学年鉴》的创建人,早就一贯将自己与这种立场划分得一清二楚。1答: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初步给出以下回答:如果危险只在于削弱青年的反叛,消除了其间的魔幻魅力,那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这些青春期的反叛,一般说来,过了知识上的不成熟期,也就自然消退了。[6.17]问:这就体现了您反先知的立场2,或许,这一点也是您和福柯学说之间分歧的一个标志。答:确实,在福柯的著作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当然,这种倾向被???的著作的阐释者们大大发挥了),他在理论上概括了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和反叛,探讨青年与他的家庭、与接替家庭的教育职能,与施加"纪律"(disciplines)的制度(比如学校、诊所、精神病院、医院等等)之间的冲突,即与各种形式的非常外在的社会约束之间的冲突。青春期反叛经常体现为一种符号性的否认,一种带有乌托邦意味的对普遍社会控制的反应,这种态度使人不必费神去作全面的分析,探究各种约束施加在不同情境下的行动者身上所体现的具体历史形式,特别是它们所具有的千变万化的形式;也不用去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约束形式,它们的运作机制比起那些通过对身体的操练(dressage)来发挥作用的社会约束远为细致微妙。3自然啦,向青年人泼冷水,解除他们的幻觉,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的反叛中还是有不少真挚而??刻的成分在内:他们反抗既有秩序,看不惯甘于受制的大人们与世无争的屈从,冷眼面对学术界的虚伪,以及一切一切他们体察得非常出色的东西,因为他们还没有看破红尘,还没有学会悲观失望,还不曾像大多数我这一辈的人--至少在法国--那样不问世事,完全放弃自己当初的抱负。也许,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很有必要融汇一些代表着青春的性情倾向,比如拥有一定的力量和勇气,去毅然决裂,去起而反抗,面对社会不平保留一份无邪的天真;此外再纳入一些更多地体现着老成的性情倾向,比如说现实主义的立场,比如有能力直面社会世界冷峻艰辛、令人沮丧的现实情景。我相信,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但在我眼里,这种效果正标志了迈向科学现实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进步,这与那种天真幼稚的乌托邦思想简直是天壤之别。科学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确定科学得以发挥作用的方面,脚踏实地地去追求担负责任的行动,让我们能够摆脱没有自由的争斗。在没有自由的争斗中,往往回避了真正的职责所在,常常不过是欺诈背德行为的托辞,而科学知识却可以使我们避免这种情况。4当然,是有那么一种社会学,也许尤其是我所实践的这种社会学,可能助长唯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屈从于社会的"无情铁律"(尽管它的本意正好与此相反),不过我想,像马克思那样在乌托邦思想和唯社会学主义之间设立一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许多多少少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唯社会学主义的与世无争和乌托邦式的唯意志论之间,存在可以回旋的余地,我把它叫做深思熟虑的乌托邦思想(areasonedutopianism),即借助有关社会法则的真正知识,特别是有关这些知识得以发挥效用的历史条件??知识,以理性的方式,在政治中自觉地利用自由的各种局限。5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在于既反对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也反对听天由命的唯科学主义,通过了解有充分依据、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况,运用相关的知识,使可能性成为现实,从而有助于确定一种理性的乌托邦思想。这样的一种社会学的乌托邦思想,亦即*同50.4,原文本pp.202-15,中译第256-280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那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极不可靠的。这首先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看起来有着小资产阶级的面目,表现得不够激进。当前,极端的东西总是更时髦些;而且,政治行为中的美学意涵,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更为重要。[6.18]问:您的上述见解,也可以用来否定一种知识分子十分喜好的政治观。这种观念认为,人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动物,通过行使自由意志,???过政治上的自我表白,构建着自我。答:我不十分同意这种看法,不太愿意这么说。正相反,我认为这种政治观本身也是某种历史设想的组成部分。那些持有这种政治观的人们理应认识到,他们是一长串前辈的历史接班人。他们的前辈们曾身处各种历史条件之中,从而有机会促进自由大幅度发展(Bourdieu1989d)。他们首先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个事实,即要推进这种设想,就必须有一批哲学教席、社会学系(暗含着某种特定形式的异化),即必须业已创建出受国家保障的、作为正式官方学科的哲学或社会科学,等等。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