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初步反思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期，在社会科学关于规范化与本土化的思考背景中，苏力教授以他所特有的敏锐和犀利，向学界提出了一个非学术(或者前学术)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农民贡献了粮食，工人贡献了钢铁，对于学人来说，“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无疑是一种本能的反映。不过，这个常识问题恰恰以“非规范化”的方式捍卫了“本土化”的立场，捍卫了学人坚持本土的政治立场。无论学术多么规范化、多么超然玄妙，但是，学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和工人、农民一样生存在大地上，生存在一个具体的国度之中。正是这个具体国度使得学人的学术贡献具有了特别的政治意含。“什么是你的贡献”尽管说的是学人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贡献，但是，这个贡献的前提是政治性的，它实际上在追问：什么是中国人对人类的贡献?当然，这个贡献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贡献、技术进步的贡献、政治稳定的贡献，也包括学术与思想的贡献，总而言之，是一种文化与文明意义上的贡献，是关于一种生活方式的贡献。“什么是你的贡献”直接提出了社会科学知识的主体性问题，由此构成了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主体性问题，我们在社会科学规范化的意义上实在难以回答刨根问题的“追究”：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本土问题?为什么不能仅仅翻译西方思想经典或者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尽管“本土化问题”也可以在学术规范化下进行思考，但是，无论是借助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还是依赖哈贝马斯提出知识三型，只能掩盖知识主体性的问题，但不能取代这个问题。因此，在社会科学规范化和以规范化来理解本土化的倾向中，苏力这个质朴的非学术问题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它象利刃一样不时在划过中国学人的心。说到底，苏力首先是站在学问的“外面”来看待学问的，是从一个人的生存意义上来看待学问的，具体说来，就是从一个谋求中华文明之复兴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来看待学问的。这个政治立场才是学问的“根本的根本”(苏力援引的袁可嘉的诗句)。因此，“本土化”在苏力那里与知识类型之类的思想没有关系，而是与知识的主体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本土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且是处在西方知识体系(以及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支配下的中国人，是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充满自信而对现实的处境焦虑不安的中国人，否则我们为什么不把其他国家的村庄作为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呢?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苏力总是抱怨人们对他提出的本土资源概念的误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最后会坦诚地向对手拱手让步：“我们这一代都是现代主义者”。正是基于对本民族传统和智慧的自信，苏力才称中国是一个学术的富矿，本土化研究就是在挖掘这些富矿。“什么是你的贡献”实际上是在问：“你在中国发现了什么?”尽管苏力认为这些发现作为一种“解说”对于中国复兴的现实来讲微不足道，尽管他认为这些发现的价值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苏力所说的发现一定是学术的发现，他所说的贡献也一定是学术方面的贡献，是在一个社会科学规范化传统中的贡献。这种贡献是由工人、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然分工所决定的。因此，苏力的本土化立场反过来强有力地支持了社会科学的规范化。现在，距离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有必要检讨一下在社会科学规范化的研究中，我们究竟贡献了什么?由于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化，这里所能检讨的仅仅是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而且作为本书的序言，这只能是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初步的检讨和反思。我自己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就是在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背景下开始的，本书可以看作是自己这些年在法律社会研究中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尽管这些研究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也并非因为受到“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一追问的感召，但是，这些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围绕法制在中国的命运展开的，这其实是基于近代以来曲折的法制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本书的标题“法制与治理”意在表明法制在中国国家转型中与国家治理的复杂关系。由于受到了社会科学规范化的影响，理论范式的运用成为本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或者说，本书关心的与其说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制，不如说更关心作为研究这种对象的理论工具。贯穿本身的“国家与社会”范式、程序主义的法制观和国家治理这个核心概念，就可以看作是本书的在“解说”中国法制过程中的一点小小的学术贡献。要回应“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个提问，就必须检讨本书中所使用的“国家与社会”范式、程序主义的法制观和国家治理这个概念。当然，由于社会现实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的检讨不仅在回应差不多十年前的提问，而且也在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二今天，我们的法律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则，其目的在于约束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这种所谓的形式理性法差不多被看成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在“依法治国”、“约束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