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文学叙事的现代性内涵解放区文学诞生于险恶的战争环境之中，但它的产生却带给人们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和敢为人先的大胆的创新精神。当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国各解放区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运动完全可以与其所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相媲美，解放区文学以它巨大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学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优良传统，下开社会主义文艺之先河，有着承先启后的特殊意义。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中国民间社会有着深刻的透视，其革命日常化的表述，强烈的问题意思和批判意识，是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一种表述，他的小说真实的反映了新时空中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并努力地为农民争取自由的生存权利。赵树理的小说有一种对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深刻体察，表现着农民的生活困境。《李有才板话》中，开篇的纠纷案件中，充当仲裁者的是“社首”等并不真正的为村民主持正义的村公社的掌权们，而设在“庙堂”的村公所，象征着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乡村法理权威性。“神权”被转换为李如珍等掌权者对乡民实施统治的一种权力，而掌权者们在大口咀嚼张铁锁“上贡”的“烙饼”时，俨然一副神佛之貌。在《登记》中，小飞蛾的婚姻由父母包办，而村民中得到普遍认同的丈夫教育妻子的方式——打两顿就好了，体现了夫权在传统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孟祥英翻身》中婆媳间的矛盾，更是中国民间伦理秩序的一种典型表现。这里，权力被下放为一种家庭主事权，而更为世俗化的形式在家庭成员之间行使。无论在乡村的公共生活还是在家庭生活中，封建伦理秩序都无处不在并显示着不容违背的合法性。封建伦理秩序在乡间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使身处压迫中的下层民众，往往产生了一种无奈的乐天安命式的精神逃避，苦闷与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宣泄时，在幻想世界中释放就成为一种理想的方式。《李有才板话》中，村东头老槐树下的人们，用编快板来表达对于村西头权威的不满，无奈地借戏剧性的调侃对现实世界权力进行一种消解从而得到一丝心灵的慰藉。《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实质上代表了广大的忍辱负重的农民，他们对那种既往的权力秩序只能是遵从于默守，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无权无势难以反抗，于是便从精神世界中寻求慰藉。现实社会虽然被动，但荒唐的“黄道世界”还是自己来主宰，于是类似二诸葛的民众，更容易在子虚乌有的虚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超越。三仙姑的装神弄鬼，其根源是对自身悲剧婚姻的不满而选择的一种发泄心里苦闷的方式，神灵附体中隐喻的特殊身份尽管十分虚妄，可现实权力关系的被动性借此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转化为彼岸权力关系的主动性。在当代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转型中，柳青在赵树理之后进行了更为艰难的探索。柳青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顺利成章地带入到当代文学中来，在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尝试现实主义史诗性巨著的创作。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代表的《创业史》，其所描写的是50年代农民的生活，但是梁生宝这种不折不挠的奋斗拼搏精神，作为党员无私奉献的精神，都深深影响着身处在现代性之历史进程中的人们。由于当时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关于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尾声还有一些残余，所以这就成了当时农民们迫不及待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毕竟是解放了，蛤蟆滩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地主吕二细鬼、富农姚士杰都被斗倒了，贫雇农土地还家，梁家分到了十来亩稻地。此时，梁生宝当了民兵队长、入了党，完全沉浸到建立互助组的事务里去。他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带领大家积极参加到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但是，创业的路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坎坷，在梁生宝带领大家积极开展运动的同时，世富老大要和生宝的互助组对着干。在这种形势下，梁生宝自然成了互助组和贫雇农的主心骨和带头人。这时的生宝已近而立之年，继父在解放前为他买的童养媳已经病死。由于一心扑在事业上，婚恋大事还没解决。团员徐改霞倾心于他，他也暗恋这个美丽的姑娘，然而，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党的荣誉，他抑制自己的感情，故意疏远改霞。失望至极的改霞，在郭振山不怀好心的鼓励下，终于离开了哈蟆滩，到北京当工人去了。生宝率众入终南山后，面对林林种种的挫折，他毫不畏惧。相反的，割竹队如期完成了任务，挣了一大笔钱，解决了互助组的暂时困难。秋天，梁生宝的互助组获得了大丰收，蛤蟆滩的统购统销工作也提前完成。生宝的威望不断提高，互助组更加壮大，退组的又回来了。梁生宝他们又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灯塔社。梁生宝的创业成功了，它饱含着蛤蟆滩人创业的自豪。孙犁作为解放区文学的又一代表人物，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体现出现实性的特点。1945年孙犁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荷花淀》，这曲革命年代的牧歌小调因描写白洋淀水乡，荷花香味的风以及令人鼓舞的妇女抗日情绪，使得延安读者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和喜爱。孙犁也因此在奠定了在解放区文坛的地位。清新自然的格调，简练明快的意境，绵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