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政治——福公司矿案交涉研究（1898—1937）一、选题简介及其学术意义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是1898—1937年间围绕英国福公司（PekingSyndicateLimited）在河南修武、博爱两县的矿权及其与华商中原公司、当地土窑的竞争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对外交涉和内部纷争。本选题着眼于从福公司自19世纪末进入豫北地区以后所引发的内外交涉入手，探讨各种政治势力基于不同利益和立场、而在福公司矿权和中外企业竞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依违离合，从而力求描绘出经济民族主义和利权意识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质性。福公司是18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投资的英资企业，它以经营煤矿为主，兼营铁路、金融和进出口贸易，其投资规模相当于当时英国对华投资总额的40%。与其它外资企业不同的是，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中国内陆腹地，特别是煤储量极为丰富的山西和河南两省。从福公司与山西于1898年签订矿务合同开始，山西各地的绅士、票号商人、地方官、晋籍京官、留日学生就互通声气、内外援引，在短时间内以赎买的方式将福公司在山西的矿权收归省有。相比之下，河南各界则缺乏山西收回矿权所具备的种种条件。一是绅士、地方官、留日学生以及豫籍京官在收回矿权问题上意见多歧，缺乏必要的整合和统一；二是袁世凯在河南渊源甚深，其在晚清朝局内的政治进退也对河南的涉外交涉有所影响；三是福公司在失去山西矿权之后，不愿丧失在河南的既得利益，援引英国对华外交之强势对清政府全力施压，迫使交涉几经断续。因此，河南各界虽努力经年，但终晚清之世也始终未能夺回矿权。辛亥革命后，河南省官员和当地绅士希图利用政权更迭之机取消该公司的开矿权。后者在省府支持下，曾联合当地土窑组成中原煤矿有限公司（下称中原公司），企图利用地缘优势，以企业竞争的方式使福公司自行破产。但是，袁世凯出于拉拢英国的政治需要，压抑了中原公司主持者的民族主义诉求，在牺牲地方土窑的基础上迫使其与福方组成了双方分产合销的福中总公司，事实上正式承认了该企业在河南的矿业经营权。袁世凯死后，依袁成事的中原公司主持者失去了政治靠山，河南主政者赵倜利用国民党所控制的省议会，以“民意”为手段，加强了对该公司的渗透和控制。此后，该公司就成了河南各届主政者的主要税源，但公司领导层依赖其在军界和政界的关系网，特别是由于官方对中原合作者即福公司的忌惮，商股股东始终维系着对公司事务的发言权。1925年“沪案”发生前后，中国共产党参与策动的针对福公司的工人罢工，得到了国民党河南党部、地方绅士和中原公司或明或暗的支持。先后控制河南政权的国民军胡景翼、冯玉祥等部也对英商进行了压制。此后，福公司虽然利用击败国民军而掌政河南的吴佩孚恢复了部分生产，但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北伐之后也未能完全复工。在同一时期，中原公司因在罢工过程中停止了对罢工工人的收容和资助，从“民族斗争”的主力沦落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其主持者因当初与英商合组时未能尽力桑梓，而被修博两县的绅士和土窑主声讨和追索。中原大战前后，中原公司先后被各个军阀辗转掌控，最终由蒋系河南省主席刘峙派人接管，事实上改变了其商办性质，而成了省府直属企业。中国政权的更替，使福公司看到了复工的机会。在与地方交涉未果之后，伦敦福公司高层亲自来华游说中央政府，愿以放弃在华特权为代价促请蒋氏主持复工。蒋介石面对因“九·一八”事变而恶化的中日关系，虽然为了联英抗日而愿意出面促成，但由于改组派主导下的国民党河南党部与道清铁路局的掣肘，特别是因为要照顾到弃冯投蒋的韩复榘势力在河南的利益，中央政府未能完全疏通各方基于福案的争拗。汪精卫遇刺以后，改组派在实业部、铁道部的势力被蒋系取代，河南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有利于蒋系的变化。这种形势，加上对日交涉的失败和英国的压力，迫使蒋氏最终做出了干涉福案的决断。不久，福公司在国民政府主持下与中原公司再次合并成为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下称中福）。由于河南各界在中福合并后纠纷依旧，翁文灏奉蒋命赴豫整理中福矿务，并以其可节制当地驻军的特别授权压服了地方，强制性割断了中福与河南地方政府、当地土窑主和矿地主之间的债务纠纷，中断了从清末即一直延续的公益性补助，并将中福完全纳入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范围，福公司也从此成为普通的外资企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福南迁，先后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以合办或独办的形式进行矿业生产。1948—1956年期间，中福在焦作和汉口的财产先后被新中国政权接收，从而结束了福公司在中国的历史。福公司于1898年开始在豫北开矿，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迁往南方，历时40年，期间不但经历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三个中央政权，河南也在各个地方实力派之间几经易手。在这一时段内，以福公司问题为中心的豫北矿务交涉，断断续续、时缓时急，不但未因政权更替而终止，反而随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