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被告诫，要防备坏人。而这个世界，即使糟糕到极点，令人沮丧到极点，也起码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一样多的世界。有些弱点有些缺点改正起来真是很难。难在你明明知道是弱点是缺点，但因它对人起保护作用，你便渐渐习惯了把它当成你的铠甲。好比秃头和假发的关系。很难说是假发伪装了秃头，还是秃头使假发变得重要……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来说，恶与强的人太多，生活必变得恶。善而弱的人太多，生活必平庸得令人丧气。只有善而强的人多起来，国家才振兴，民族才优秀。人们宁肯彻底遗忘掉自己的天性，而不肯稍忘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是怎样的人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多数人在学会了与生活“和平共处”的时候，往往最能原谅自己变成了滑头，但却并不允许自己变成恶棍。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退化了的动物不再向往笼子外面的世界，正如精神退化了的人类不再追求民主和自由。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穷国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报复。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令说真话的人似乎愚不可及，说假话者当然显得聪明可爱了。如今，一个随时准备弯下腰的中国人，依然肯定地比一个随时准备“站直”了的中国人“获益”多多。美国特色的政治，美国人拥护。美国人玩得起，玩得潇洒自如，而且从没输过。因玩不好输了的，永远只能是美国总统们。美国特色的政治，从来不在乎将任何一位总统作为代价。女人是因为产生了爱情才成为女人的。男人是通过爱女人才爱生活的。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一个好男人通过一个好女人走向良好的人生。人常常可以做违反自己性格的事，而动物却不能。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的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我认为，红卫兵该是声名狼藉的称号。如果居然不是这样，那么中国简直不可救药。常常是，哪些时候哪些方面有困难有问题，你说了假话，困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说了真话，困难就更是困难，问题就更是问题了。中国其实并非一个动不动就容易被煽起偏激的民族情绪的国家。在中国，所谓民族情绪，其实往往是被欺辱到了极点才产生的情绪。一千年以前的蜜蜂构筑的巢绝不比今天的蜂巢差劲儿多少。一千年以后的蜜蜂大概还要构筑同样的六边形。蜜蜂世界竟是那么一个恒久有序的世界。细想一想，真替我们人类沮丧，几万年来人类在追求着自身的理想王国，可至今人类世界依然乱糟糟的。历史向穷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它最终告知穷人——消灭富人并不等于消灭了贫困，也不一定就能使穷人得到拯救。如果外国人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绝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也还是难以真的获得尊重。这是文化的悲哀。而同样悲哀的，也是政治。面对世界，我们不能总指望杂技、京剧和所谓原生态少数民族歌舞充当文化使者，加上“孔子学院”也不行。看，我们现在说假话的现象多么普遍，人们多么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经常感到，能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听到哪一位官员说了一句比较性情的，比较发乎真心的话，我们常会对其好感倍增。民主乃是一个国家的“成人礼”。有多么自信的文化，才有多么自信的政治。文化禁锢是政治极其不自信的表现。只有与政治平等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前提下受政治尊重的文化，才能培植优秀的文化知识分子族群，才能形成有思想力的文化。如果一个人不讳言自己是现代人文思想的信徒，那么他的“进步”命运亦相反，他很可能被视为“异类”，受到能力限制。这是中国的“人文文化恐惧症”。有良知只不过意味着不做坏事，有责任的人却是要大声疾呼的。2014年6月凌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