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抛开政治原因，正确对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实到行动上。我愿在此重申，中国政府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方针没有改变。我们将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坚持通过对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分歧，加强两国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民间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以实际行动致力于发展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赞同再说近代的关系，论证事实就是事实，不可掩盖。而当今行为【拒不承认南京屠杀，拒不道歉，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方太过不尊重历史，是不尊重友邦的表现。从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历史对比看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同样位于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血腥扩张下岌岌可危的东亚，同样在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闭关锁国了几个世纪，同样被腐败不堪的统治阶级无休止的压榨着，同样怀揣着无知与恐惧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战战兢兢地打开国门，同样在迷茫、困惑、危急中渴求一条出路、一次变革，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如此相似的中国和日本却同途殊归走上了方向完全不同的探索发展道路，而在数十年后的重新相逢，已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两种完全不同的姿态，是什么让1940年后近代的中国跌跌撞撞而饱含羞辱抬不起头？又是什么让日本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从一个危机四伏的海岛小国变成一个拥有强大力量鼓吹着“大东亚共荣”向外疯狂扩张的“大日本帝国”？着眼于这对中国和日本而言都是风云变换的几十年间，从两方变革的背景，变革的方式，到变革的内容，再到变革的结果，其间产生影响的因素太多太多，我无法一一列举，也不能以一概全，故且从两国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民族精神这一个角度试着解释分析，与日本相比中国在近代落后的原因。从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分析鸦片战争前国内的背景中国素以地大物博自居，从公元前两百年的秦始皇起，这种以皇帝为尊的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了2000多年，而军权更在明清的废相、锦衣卫、军机处等制度之下大大加强了，就当时的政治制度而言，虽然都是封建君主制，中国的君主集权明显要强于已经实行了200多年幕藩制度的日本。这种政治背景再加上历朝历代被统治者进一步歪曲的儒家忠君思想长久且持续的影响了下至农民阶级，上至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唯君为大”、“天地君亲师”，从思想上就扼杀了反抗君主的可能，即便有反抗力量，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正如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逃不开君主专制，就算成功也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更何况还有无数拥有“忠君”热忱如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者足以来协助清政府镇压。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国内而言，很难有长期稳定存在的反抗势力。相反地，日本是幕藩体制，又有无实权却具有神的权威的天皇及其朝廷，虽有集权，却又割据分权，地方藩、特别是外藩拥有相对的地方割据之权，独立性远比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更大，这就为产生更多的革新思潮和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而对于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的人才选拔制度中日双方的差异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革新意识的缺失。中国自从隋唐以来采取的科举选拔制度，使得下层而有才学的人能通过科举走向统治阶级，而条件正是从小接受儒学教育，让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深扎根在最底层百姓的心里。对于日本森严的武士等级世袭制度，身份低级的武士即便拥有非凡的见识与学识也很难得到发挥，这使得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并不是完全顺服于当时的封建制度的。与日本幕藩制度的领主的土地所有制相比，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在经济上所采用的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在交易和使用上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弱化了虽然处于“士农工商”中地位处于最低层的商人与封建社会制度的矛盾和革命意识，使得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对抗封建专制制度时，封建制度显得更加顽强。日本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是一种更加僵化的体制，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很难承受商品经济的冲击。因此，中国的这些制度在禁锢人们思想上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中国的民众乃至知识分子都很难有彻底的革命意识，革命思潮的爆发，在体制更僵化的日本反而要来得容易一些。从中日两国的思想主流分析鸦片战争后制度变革的方式当鸦片战争通过开港通商轰开了封锁了几千年的中国大门之时，日本也即将在十几年后通过“黑船”事件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看到自己制度的愚昧与落后，开始寻求出路。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各阶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