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公共广播电视摘要：本文在公共理念和现实政策两个层面讨论了媒介公共性和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问题。作者首先对“公共领域”、“公共性”和“媒介公共服务”等概念进行批判性地重新审视和评价，以此拓展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丰富内涵和内在矛盾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现实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策可能涉及的产权、参与机制、政治理念和社会文化等各种问题，以此提供一种理解媒介公共服务的理论视野与政策框架。关键词：公共广播电视公共领域媒介制度公共服务近年来，关于西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和媒介公共性问题的讨论成为新闻传播界的热点，如何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寻找一个相对自主的信息沟通空间是这些讨论的重点和诉求。这些知识探索，一方面仍然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意识基础上，即将国家、社会、市场看做独立运转和相互制衡的范畴；另一方面又受到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有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讨论的影响。当然，公共广播电视这一理想范畴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媒介制度和舆论环境的想象，其本身蕴涵的独立、客观和交往理性等价值也为学界勾画了一幅理想的大众传播图景。然而，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社会文化的独特性被全世界广泛认知的时代背景下，简单的“接轨”思路，即用域外新知的抽象理念来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案已经明显展露出其局限性。如何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回到“公共广播电视”这一范畴内部去探讨其丰富性和内在矛盾性，才是一种踏实的治学态度和符合实际的知识讨论。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公共性这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理念和政策体系的实践方向两个方面来解析“公共广播电视”这一范畴的丰富内涵。何为“公共”？“公共”何为？美国学者艾根斯（Aggens）说：“单一的公共并不存在，不同层面上的公共存在于不同的利益和权力中。”①这一关于“公共”概念的探讨蕴涵了深刻的辩证思维，它给那些试图寻找普世的“公共”含义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告诫。当然，政策的制定者和行业的管理者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在现有框架下构建一个更合理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但是作为研究者，在探讨具体社会环境下媒介公共服务的含义、目标和可行性之前，我们有责任在自己书写的文字中给“公共服务”与“公共广播电视”的概念一个更加全面和辩证的分析，即从一个更加宽广的人类社会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公共”和“公共广播电视”。要探讨媒介公共服务的含义，我们就不能绕开一个近年来甚为流行的政治理论，即德国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正是全世界官方公共广播电视几十年的实践和以“公共领域”为代表的政治理论激发了我国传播研究者关于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和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想象。然而有趣的是，热心于借助这一概念构造一个公共的“市民社会”的知识分子却大多忘记了这位号称“法兰克福学派传人”的学者在“公共领域”之前还加了“资产阶级”（Bourgeois）一词。诚然，哈贝马斯并没有否认，甚至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阶级偏狭，但是理论视野上的盲点还是限制了“公共领域”理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首先，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公共”（public）与“私人”（private）的二分法既限制了辩证思维的想象空间，也因其父权式的批判而给女性主义者留下了再批判的余地。②正像Dahlgren所言：“这一民主理论的普世性和平等性不但被阶级分析所瓦解，而且被性别分析所颠覆。”③其次，具体到传播领域，在集中诠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这一理论也留下了盲点，即忽视了任何另类人类社会传播的存在和以另类逻辑重新构造人类传播体系的可能性，尤其忽视了在“结构转型”前后都普遍存在着的平民的（plebeian）、大众的（popular）、非正式（非官方）的（informal）或者对抗性的（oppositional）公共领域及其发展的可能性。④如果促进公共服务的真正目的是推动社会民主和促进传播公正和正义议程的实现，是无偏狭地为各种利益团体、各种政治意见提供一个表达的空间，并尽可能全面、公正地展现正在发生的历史，那么我们对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理解就必须借鉴并超越“公共领域”所能提供的想象空间。首先，经历了剑桥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的著名争论和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浪潮，“公共”的概念之所以从世纪之交开始重新受到重视，正是因为哈耶克式的由“自由市场”到“自由民主”这一看似极合逻辑的猜想被几十年传播业变革的现实击得粉碎。人们不断考虑用一种不同于“看不见的手”的媒介制度来实现民主的可行性。于是，要求政府和社会公益团体在传播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开始出现，对BBC、CBC、PBS等经历新自由主义浪潮而幸存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公共广播机构”的研究开始成为传播学的热门领域。其次，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当代翻版的BBC同样由于其显而易见的阶级偏狭，对特定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