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基层社区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摘要：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态势稳步向好，疫情防控工作转为常态化。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常态化疫情防控也对社区的政策执行提出更高要求。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理论框架，基层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主要有：政策执行方式过于机械、人力资源不足、群众配合度不高以及基层形式主义之风的存在。应从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政策执行能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以及加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等途径，推进基层疫情防控政策的推行。关键词：疫情防控；基层社区；政策执行；史密斯模型一、问题提出在2019年底首次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后，中国对新冠病毒的特性、传播途径和传播规律经历了一段认识的过程。从2021年3月中旬起，我国疫情防控重点逐渐从“内防扩散”向“外防输入”转变，境内疫情得到全面控制。截至今日，我国仍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须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我国在常态化防控阶段要最大限度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坚决防止出现疫情社区持续传播，因此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阻击作用。但是纵观抗疫两年来，基层社区在执行疫情防控政策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如新闻常常报道的社区居民不配合展示健康码、不配合进行核酸检测、居家隔离等现象。同时一些社区也存在“一刀切”、不注重个人隐私、行为暴力等现象。本文将采用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对象、执行机构以及政策执行环境等多角度分析制约疫情防控政策在基层执行的因素。二、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1973年，美国学者托马斯·史密斯（T.B.Smith）在PolicySciences杂志上发表《政策执行过程》一文，提出一个描述政策执行过程的模型[1]。史密斯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重大影响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是理想化的政策；第二是执行机构；第三是目标群体；第四是环境因素。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通过分析四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政策分析的脉络更加清晰，有利于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理想化的政策是指政策制定者期望达到的既定的政策效果，政策方案要具备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执行性。执行机构是指贯彻落实并且执行政策的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执行机构的沟通能力以及管理水平都将影响到政策落实。目标群体是指政策执行的客体，即政策的落实对象。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理解、认同程度以及对执法者的配合程度影响着政策执行的顺利程度。环境因素是指影响或者受政策执行影响的环境，环境因素可与政策执行主体、客体以及政策本身产生互相作用与影响，对政策的执行过程产生影响。史密斯指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产生张力，并对政策形成反馈，通过这种对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反馈，形成对制度进一步的支持或阻碍”[2]。四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过程即政策执行，从一开始的不协调紧张状态，通过调整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逐渐达到缓和状态，促进政策执行和谐运行。[3]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图1）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视角，研究四个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这一理论视角同样契合我国现阶段的基层社区疫情防控政策的执行情况。疫情防控政策这一公共政策要发挥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作用，仅有理想化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以及环境因素。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实际困难不同，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性的过程。本文主要依托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分析我国基层社区落实疫情防控政策存在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一些优化方案及措施，为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借鉴思路。图1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三、展开分析与论证3.1理想化的政策从2020年初疫情初始时我国采取的“内防输出”政策，到我国基本控制住疫情，而国际上新冠大流行时采取的“外防输入”，到现阶段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政策下针对国内“零星散发”病例采取的“动态清零”政策，都是针对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的最适合、最有利的最优防疫选择。因此我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是符合我们国家实际的，是科学合理且具备可行性的。3.2执行机构基层社区作为衔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系统，已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网格化、地毯式管理成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基层社区的工作日常。为防控疫情风险，各地政府均出台了相关政策，如社区封闭管理、民众居家隔离、物流限制等措施。在特殊情况下民众能给予支持与理解、配合。但基层社区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做法粗暴、方法极端武断、“一刀切”等现象，严重伤害民众信任与情感，甚至是到达侵犯隐私等违法的程度。虽然出台系列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