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汪曾祺与当代小说问题嬗变汪曾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在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创造上成就较大，在当代小说的发展中占据了一定的文学地位。汪曾祺：“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这样的态度更能让我们看到他在小说创作中所作出的努力。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像漫步在诗意梦境中，其小说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直接铺陈，而是采用诗意化的语言向你娓娓道来，让你在平和的阅读情境中去产生联想，顺着作品故事情节的缓缓展开，读者被不由自主地带进梦幻般的故事中。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出现，最终演绎的确实别样的人生。结果，在与读者巨大的心理反差之下，普通而又平和的故事情节在顺畅的节奏中戛然而止，得出一个与读者期望值十分相悖的结论，读者突然在这一转变中一下子从故事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回到有违伦理的现实。但故事到这还未结束，生命个体所演绎的超乎常规的做法让读者深思，读者也会随之以一种宽容、理性的方式去促成这一故事圆满的结局。他让小说自身的审美功能回归。汪曾祺的小说颠覆了小说历来所承载的“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使之不再具有小说的功利性、题材的重大性等特征，使小说以自身的本来面目示人，给读者一种审美的愉悦和情趣。他的小说以观念上的平和疏散和叙述上的平淡成为新时期小说的“异类”，但同时也为新时期小说家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和实证。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回忆传递的是对美好生命，对人性美、心灵善的本真追寻。无论是甜美静谧的风俗画描绘，还是温馨纯朴的人事抒怀，作家潜心表现的是乡间的平凡生活和质朴之美；潜心挖掘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淳真善良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真挚宝贵的友情、亲情、爱情。汪曾祺追求的是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体现为人与人之前的互爱和人与社会道德之间的一致。他的小说写得是生活于市井街巷中的店主、画师、医生、教员等。虽然他们社会地位卑微，却有着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善良正直，多情重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恬淡和闲适。汪曾祺的“童年视角”就是把儿童纯真的情感倾注到成年人理性的、甚至是世故的世界中去，把儿童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来展现他们眼中和理解中的世界，或是直接追忆“我”所经历过的童年往事，借用儿时生活的经历和感人的故事来抒发现实的生命感受和精神愿望。如：小英子忽然把浆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睁得大大的。（《受戒》）他的小说风格在文学史上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一方面他是最后一位“京派”作家，把废名、沈从文等人所开创的散文化小说（又称“现代抒情小说”）传统延续了下来。他们三者除了有明显的而直接的师承关系之外，他们处理题材的方式、叙述方式、精神气质等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散文化、诗画小说、普通人生、语言清新等。因此汪曾祺自然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与四十年代新文学、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汪曾祺小说的深远意义在于连接了被中断的抒情小说传统，并以他的小说创作影响了许多作家。另一方面他又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寻根文学”之先，影响了一批小说家和文学潮流。因为，他被人们看作是“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家”。在汪曾祺之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兴起，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中的寻找和反思，对小说问题进行大胆革新，以及突出小说本身的文学特征等，都成为一种潮流。诗意的抒情是指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客观的描写对象进行一种心灵的提升及抒情的传达，是作家创作中的诗意追求。汪曾祺的小说一向以诗化小说著称，淡化故事情节，叙述舒缓平和，并用回忆的叙事方式和恬淡的抒情语言，营造出一种诗意的小说氛围。“芦花才吐穗。紫华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他所攫取的不是人生的困难，它的小说的题材不是人性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不是通过矛盾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而不是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质询。他的作品，随处使人可以看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馨，一种善意的微笑，一种圆润的柔和。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深蕴无所不再的平和之中的乐趣，确切的说，他笔下的平和是超越了生活中悲的乐感、失态的炎凉、生活的拮据、自己能力的有限，无不构成生存之悲，然而这种悲是知识人生本来面目，一种超越意义的达观。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文体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其散文化主要表现在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较弱，较少的矛盾冲突带来的戏剧性。他关注更多的是生活，所以小说的结构大多是按照生活的多维化来组织，先描写环境背景，然后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