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承传意象批评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方法之一。它与源流批评、比较批评、摘句批评、纪事批评等一起组构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缤纷时空，从内在决定和影响着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表述方式及面貌生成。意象批评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批评方法，它有着内在的承纳接受历程。这一历程，从一个视角映现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变化发展，具有独特的观照意义。本节对我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的承传予以考察。一、意象批评在不同文体批评中的承传我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渊源于先秦时期。《诗经》中就使用了不少喻象，如《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小雅·白驹》：“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等等。这些喻象大都以物为譬，它们为后世意象批评的出现提供了养料。我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最早出现于诗文批评领域。三国时，曹植《前录序》云：“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1](p242)曹植之论是所见最早以喻象为载体来品评文学作品的语例。之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运用过意象批评的批评家主要有李充、孙绰、鲍照、刘勰、钟嵘、颜之推等人。如：李充《翰林论》云：“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穀，犹浅于陆机。”[1](p243)刘义庆《世说新语》引孙绰语：“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2](p5)《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语：“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1](p243)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颜之推《颜氏家训》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2](p21)上述几论，都以喻象为载体来解说诗人诗作的风格特征或为文之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物为譬或以事为譬，注重从情态上选择通俗易懂的事物来加以解说，而在以物为譬中又主要使用自然物象和人的不同身体部位为喻体，很好地起到了形象化诠释的作用。它们成为后世意象批评的先导。之后，意象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历代都得到承传运用。唐代，意象批评在诗歌批评和散文批评中得以生根开花。一些诗格、序跋中常常运用喻象来解说诗法诗理。如白居易《金针诗格》论“破题”云：“欲似狂风卷浪，势欲滔天。”论“落句”云：“欲似高山放石，一去无回。”[2](p65)皎然《诗式》论“越俗”云：“其道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杳不可羁。郭景纯《游仙》诗，‘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论“骇俗”云：“其道如楚有接舆，鲁有原壤。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郭景纯《游仙》诗：‘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3](p88)都以生动的喻象论述诗歌创作之法，很好地起到了通俗阐说的作用。此时，在散文批评中，运用过意象批评的主要有：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刘知几《史通·叙事》，白居易《与元九书》，韩愈《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李德裕《文章论》，孙樵《与友人论文书》，杜牧《答庄充书》，等等。这些篇什，大都旨在阐说文章义理，以论理为主，然其中也穿插喻象，较好地起到了形象喻示的作用。如韩愈《答李翊书》中比譬文章“气”与“言”的关系时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4](p116)韩愈以水浮物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现象，深入浅出地阐说文章“以气为主”的道理。李德裕《文章论》也云：“魏文《典论》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斯言尽之矣。然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词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4](p162)李德裕在韩愈之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文章要以气贯穿，否则就像“编珠缀玉”一样，虽有其形，文章却不能呈现出整体之美。晚唐，杜牧《答庄充书》又云：“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风，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4](p182)杜牧不同于韩、李二人，他认为，文章最根本的在于凸显文意，文气归根结底是为文意服务的，它们如“鸟随风”，如“鱼随龙”，如“师众随汤武”一样，是密不可分而又主次鲜明的。唐人将意象批评较多地在诗文批评中承传运用了开来。宋代，我国古代文学意象批评进入到其繁盛期。此时，意象批评除在诗文批评中得到承传运用外，又伸展到词学批评中。在分布构架上，一方面，意象批评充斥于各种诗话、诗论等诗学著作和篇什中；另一方面，意象批评在词学批评中开始得到较广泛的运用。整体来看，宋人意象批评使用广泛，数量众多，以物为譬、以人为譬、以事为譬的三种主体意象批评模式都得到全面张扬，这反映出宋人对文学风格多样化的进一步肯定及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