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构建法治国家的背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继续深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要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提出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提出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维护宪法的权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公正司法；继续推进反腐制度设计，规范约束权力运行等等重大决策和措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我国长期以来有人治传统，1957年以来，从党内到党外、彭德怀案，刘少奇案，张志新案，到文革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判，都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害。1999年以来虽然提出依法治国，但以言代法、官员滥用权力干预司法审判及腐败现象仍很严重，法治之路还很不平坦。二、法治与法制概念的区别“法治”的概念不同于“法制”的概念。“法制”英文为LegalSystem，指的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总称，它指的是一种静态的法律制度，是法律的立法体系（立法形态）和法律的实施工具体系（物质形态，包括法院和监狱等）的总称；而“法治”的英文含义为Ruleoflaw，强调的是法律治理的过程和状态。但有了法制不等于就自动的实现了法治，良好而又完备的法律制度才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因此“法治”的确切的英文含义为Ruleofgoodlaw。它排斥不好的恶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依照不好的恶的法来治理国家，即使是严格执法，也不被认为是法治国家。“法治”的概念最早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层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法治还应该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后人对法治的概念进行了新的补充，发展和丰富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概念：即立法机关要有一套创设和维护人类尊严的良法体系及其立法程序；能够有效维护法律秩序的透明政府及其严格执法；独立公正的司法；公民普遍的守法。法治的前提是宪治，即RULEOFCONSTITUTION.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素我国虽然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基本法律体系，但这只是立法层面上的，离法治国家的标准和状态还很远，要实现法治国家的任务还很艰巨。因为要实行法治，意味着首先要依宪治国，要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和社会生活运转的基本准则，任何国家机关、政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社会成员的活动普遍符合一种良好而又完备的法律规范。四、宪治的核心是制约公权力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依宪治国，因此法治的前是宪治。所谓宪治,就是用宪法来治理国家，把权力关在宪法的笼子里。实现宪治的前提是首先要有一部完善的宪法，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治，宪法是宪治的基础。宪法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用来约束国家的公权以保障公民的私权。宪法对国家公权的限制分为横向和纵向的限制。西方的是三权鼎立制度，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并相互制衡；而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人大对一府两院有任命权、监督权和罢免权，一府两院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和制约。五、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1、构建法治中国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需要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和保障来推进，党的领导确保政治方向；但不是说党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领导是指党领导我们制定宪法和法律，也带领我们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党员干部要成为尊重、信仰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党员干部犯法要比一般的公民犯法更严重，因为你手中拥有公权力，而你的表率作用没有做好，所以党领导依法治国是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守法要求。法治高于党治，宪法高于党章和党纪党规。所以党员干部涉嫌违法犯罪应该先按照国法来审判，再配有党纪党规处分。六、我国法治进程的判断：第一个阶段主要为经济学时代。时间从1979年到1998年。其特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确立标志经济学时代的到来。其主要特征是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一阶段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开始，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个阶段主要为法学时代。时间从1999年到2018年：法律制度的改革与法治国家的构建标志法学时代的到来。其主要特征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提出了具体的实现路径。从1999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提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构建法治中国的决定。第三个阶段主要为社会学时代。时间从2019年-2038年：公民社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实现标志社会学时代的到来。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的实现，这一阶段实现了社会管理方式和内容的转变,民间的社会组织将蓬勃发展,最终形成公民社会，从而走向社会公正和实现社会治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以社会学家唱主角的时代的到来。第四个阶段主要为政治学时代。时间从2039年-2058年：政治民主的建设与执政方式的转型标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