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交易费用的含义及其存在的原因一、交易费用的含义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2）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3）限额的交易，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这三种交易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康芒斯的伟大贡献在于，将过去人们认为不相干的一些事情，如买卖活动、经理对工人的管理以及国家对居民征税等，通过“交易”这个一般化的概念联系和归纳在一起。不同的经济制度不过是这三种交易类型的不同比例的组合。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以买卖的交易为主，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以管理的交易为主。科斯强调交易关系作为法律上所有权转让的制度上的意义。与康芒斯的“交易”相比，科斯的“交易”多数场合是指较狭义的市场交换或市场交易。在科斯看来，交易是稀缺的、可以计量的，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也是可以计量和比较的，因而才可以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威廉姆森说：“交易之发生，源于某种物品或服务从一种技术边界向另一种技术边界的转移。此时，一个行为阶段结束，另一个行为阶段开始。”按照威廉姆森的理解，企业之间、车间之间以及同一车间的操作之间，都普遍存在交易关系。2、交易费用的含义：交易费用的思想最早来自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后来，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把这一思想具体化为：“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订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的条款得以履行，等等”。也就是说，在成功地进行一项交易之前，要花代价做这些“事前的工作”，交易费用越低，交易就越容易进行；反之，“交易费用过高会使交易无从发生”。可见，在科斯看来，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阿罗是第一个使用“交易成本”这个术语的人。他说，“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则阻止了——市场的形成”。这种成本就是“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它包括（1）信息费用和排他性费用；（2）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迈克尔·迪屈奇把交易费用定义为三个因素：调查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以及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成本。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是衡量和明确交易单位特征和实施契约的成本。人们从事经济交换活动时，最关心的是商品和服务是否能够交易以及确定要交换的是什么。如果交换的商品和服务只具有某种单一的特征，那么上述问题将很容易解决。但是，几乎每一件商品和服务的特征都具有多样性且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价值的，所以交易成本就成为了问题。（识别成本，现实意义极强）更进一步，如果财产权利的界定是模糊的，我们就不可能明确我们要交换的是什么。这时，交易成本就更是高到了使交易无法发生的地步。张五常还将交易费用的概念扩展为“制度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系列制度费用，其中包括信息费用、谈判费用、起草和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监督管理的费用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费用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费用”。巴泽尔把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一般地说，交易费用是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二、交易费用的类别及其关系可以基于具体（微观层次）交易与总体（宏观层次）交易来分类：一是交换费用：制度既定前提下，每一笔交易（通过契约进行）的交易费用；二是制度成本：广义的交易费用。无数次交易构成经济制度的实际运转，并受到制度框架的约束。阿罗所说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对两者间关系的探讨：增加的制度费用是节约的总量交换费用的替代条件：假定每笔交易相同，共有n笔交易，则：（a-b）n＞B-A=B可以探讨：（1）（a-b）的大小与B的大小无关，但与B给定条件下的制度有关。（a-b）的大小反映B给定条件下的制度效率。（2）有效制度越完备，制度费用B越大，（a-b）越大，每笔交易的交易成本越小。因此，制度费用与交换费用反向变动并不矛盾。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分工会越细，用于进行整合和协调不断增加的和越来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资源会越多，总量交易成本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讲，总量的交易费用是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但是，与此同时，总量交易成本的增加却降低了每笔交易的成本，而且为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创造了条件。因此可以说，哪里的经济发展得更好一些，哪里的交易成本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