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同学们：据鲁迅先生的朋友说，鲁迅先生对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最喜欢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为什么最喜欢孔乙己呢？他是以怎样的鬼斧神工之笔来塑造这个苦人儿的形象的呢？你们认真读课文以后，就能得到回答。有人说，古希腊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悲剧，易卜生的悲剧是社会问题的悲剧，那么，鲁迅写孔乙己悲惨的一生，是命运的悲剧，性格的悲剧，还是社会问题的悲剧呢？我们学完课文以后，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孔乙己相关作品鲁迅像册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2〕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3〕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预习评测“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酒。”三个逗号一个冒号说明了句间关系的直接性，表意流畅，通达。而开头一句还另有作用——对后文具有渗透作用和铺垫作用。大柜台的“大”字，不仅写柜台宽，而且写高。这与后文的描写相合。“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弯腰下去说道……直起身又看一看豆……”望，朝上看，“弯”，“直”写动态都是柜台高大所使然。“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慢慢地坐喝”“靠柜外站着”喝，这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另一种“穿长衫的”主顾，“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这是悠闲阔绰的剥削阶级。这一长一短，一里一外，一坐一站的鲜明对照，反映了社会阶级的对立，贫富的悬殊。“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说明孔乙己的地位同短衣帮一样，都是穷苦人；而“穿长衫”又说明他同时又是不同于短衣帮的读书人；他明明是处于社会最低层，任人嘲笑，任人鞭打的可怜的小人物，都硬要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势。整天穿着那件又破又脏的长衫，死抱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不放，梦寐以求的是沿着科举的路爬上去，像丁举人那样飞黄腾达；而现实却使他惨遭丁举人的残害，绝了一切生路，直到在人们的嘲笑中无声无息地离开人世间。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运用互相矛盾的词语构成警句，进而使矛盾达到内在的高度统一，从而使人物形象得到深刻的表现。“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作者采用的是“引用”的修辞手法。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