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海外形态摘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坐标和参照。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为研究对象，可以从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形象，海外汉学研究内部的差异性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几个向度，梳理出海外汉学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及文学史研究无法回避的“权力”痕迹。关键词：汉学；《中国现代小说史》；文学史研究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一般被称为“汉学”，这些经过异质文化加工的研究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外国化和外国文化的中国化双重特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80年代大陆知识界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坐标和文学参照。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形象“重写文学史”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现象，施蛰存曾表示“从来没有想到写文学史会成为一个问题。写文学史，从来没有‘专利权’……每一部都是独立的着作，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文学史观，谁也不是对另一作者的‘重写’”①。因此文学史似乎不必强调“重写”，而仅仅是“另写”，但是在80年代的“重写”潮流中，无论是具体的重写操作者，还是首发先声的倡导者，都在强化这一原本是“另写”的文学研究是在具体对象面前有的放矢的“重写”，并且注重个体经验的“个人化色彩”强烈的文学史书写恰恰是“重写者”力求实现的理想形态和“另写”的上乘境界，从而让众人瞩目的“重写文学史”真正具备了“革命”内涵。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则给予了这种“文学史革命”以“经典解读”趋向上的示范意义，“当时现代文学界正致力于‘重写文学史’，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以诸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学者重估现代文学的视野。无论是赞同还是质疑，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很难回避与夏志清《小说史》中所阐发的观点进行对话或潜对话”②。《中国现代小说史》在1961年出版时就赢得赞誉。David•T•Roy(美国芝加哥大学)称这是“第一本严肃地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英语作品，也是现有同类专论中最好的一本……不仅专家，即使是对中国或文学有兴趣的每一位读者，都会被它所吸引”③。在它出版38年后，普林斯顿大学的Perry•Link指出，此书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仍无可取代。没有任何着作可以比它更能模塑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概念。夏志清敏锐的洞察力、优美的文字，令《小说史》读起来极富趣味、极具启发性。”④而李欧梵也表示：“夏志清的书至今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他真正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为美国作同类研究的后学扫除障碍。我们全都受益于夏志清。”⑤因此文学重评中，整个知识界弥漫着一种以“去革命化”为终级目标的学术期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以这种“注重个人体验”的去政治化的理想状态进入大陆知识界，对文学史书写产生影响，其作为效果明显的示范榜样在“重写”的具体操作上提供了的书写规范，其中包括进行文学史判断的一套崭新完整的价值坐标和革命文学史经典崩溃后重建的新文学经典秩序。⑥刘再复针对“重写文学史”的立场和出发点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在这里“政治斗争的敌意”与“宽容审美的研究姿态”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的两极，“审美的”研究思路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疆域，由它带来的活力和生机直接体现在重写文学史潮流中。在重写中，最早经历回收并被予以“经典”待遇的左翼体系之外的作家是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从50年代到70年代，所有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文学评论，都把张爱玲剔除在外”⑦，在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首次把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使她的小说得以进入文学的殿堂”⑧。因此夏志清小说史的功劳之一就是“把被历史活埋的几位现代作家从权力的重压下和意识形态的尘土中开掘出来，让他们重见天光，并把他们推向现代文学史的应有地位，从而打开了现代文学研究很有特色的一页”⑨。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论证、“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包括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作家从历史的湮没中被重新发现和热捧等都或多或少与夏志清文学史观带给我们的冲击不无关系，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以诸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参与了经典重评和文学史重写。1983年第7期的《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了丁尔纲的《评夏志清着中国现代小说史》,总结认为“夏志清在论着中背离自己的宣言,在严肃的学术探讨和政治偏见、艺术偏爱之间徘徊”；1983年第4期的《四川大学学报》刊登了华忱之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评析》,指出政治偏见和唯心主义文艺观锢蔽了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