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戴伊的公共政策概念简析概念是概括一类事物的特性而形成的心理意象或造念。它是一门学科的基本部件，它们是确定和划分相关现象以及表达涵义的工具，一门学科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概念有助于涵义的理解和表达。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理解政治变化的途径，其定义几乎与存在的政策问题一样多。”关于政策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尚未达到共识程度，“事实上，关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人们都有许多不同理解。”各个学科、各派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透视公共政策，对其有不同的内涵界定。且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尽管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但它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认知上仍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虽然我们并不强求对什么是公共政策达成统一共识，但是对其公共政策之内涵的探究仍然是学科讨论和对话的基石。在今天之中国，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利益渐趋分化，民众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追求，公共政策逐渐被视为作为利益调整和分配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共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探究公共政策的实质内涵，识别“非公共”的政策，追求公共之行政，廓清政府边界和职能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中，托马斯·戴伊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件事的行为就是公共政策。”这一定义不仅看到了政府的“为”，又注意到了政府的“不为”，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主义色彩，体现了公共政策分析实践性的学科特征。所谓“为”，就是政府为解决一定的公共问题而公然采取行动或者公然做出一定的符号表示；所谓“不为”，就是政府遵循一种放任主义的不干涉原则，不采取任何行动，不做出任何积极性的符号表示。但无论“为”与“不为”都是公共问题的重要解决之道。一、理论背景托马斯戴伊的理论形成于西方政策科学的初创时期，要研究其理论，我们必须要首先了解一下当时政策科学的产生背景。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政治界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即政策科学从传统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渐成长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政策科学的产生与现代政府管理的实际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社会问题出现的时候，人们总是要求政府能够进行处理并且加以解决。因为政府既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公共问题的处理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剧烈动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一改古典经济学理论相信市场作用，排斥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美国的一些学者也根据这种主张为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出谋划策，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采用各种政策和手段直接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数量不断增多，作用不断增强，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政府逐渐形成集中主要权力的“万能政府”。但是，仅仅依靠政府自身，实际上是没有处理所有复杂问题的能力的。于是各国政府和大财团普遍加强了对政策研究的支持和鼓励，各种专业的政策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他们通过自己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以及政策方案的设计，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和咨询服务，并影响政府的实际政策制定。当时，美国社会流传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即“政治求助于科学，官员求助于学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做许多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日益复杂化，现代政府面临的已不再是个别的、单一的和基本稳定或一再重复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而是大量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愈来愈具复杂性、尖锐性、普遍性、专业性、变化性和发展性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面对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政府仅凭其传统的经验决策和常规管理是难以应付的。因此在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出现了政策科学这一新兴的交叉学科。作为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之一，托马斯·戴伊在为政策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概念定义时，意在揭示政府所为和所不为的所有内容。因为在当时的美国，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向政府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政府规模在不断增长，公共政策扩张的范围也随之涵盖了美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政策分析关心的是政治生活中“谁获得”的问题，而“政府为什么要推行这些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后果和影响是什么”则更重要。然而，由于“政治系统之内发生了什么，公共政策如何在政治系统产生，制度和过程如何作用来控制环境所产生的需求，以及政党、利益团体及其他政治行为者如何在决策过程中行动，绝大多数的百姓是没法掌握与理解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一贯被认为是“黑箱”活动。正是在此背景下，托马斯尝试用政治学发展出的助于描述和解释政治生活的一些概念和模式，在了解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系统、公共政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政策政治视角的八个模式，通过寻求“最佳”模式，分析存在于“黑箱”内的操作过程，而也是其著作《理解公共政策》的核心内容。二、对于托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