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期总第114期山东财政学院学报No．4Vol．1142011年7月JOURNALOF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Jul2011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研究吕风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北京100732)摘要:在对大样本民营企业治理特征和治理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非家族企业的企业绩效较高，古典家族企业次之，其他类型家族企业的绩效较低。因此，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断进行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合理选择企业治理模式，对民营企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治理结构;治理模式;治理绩效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59－07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意义企业治理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系列制度安排，以提高企业决策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绩效。这种制度安排可分为基于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的公司内部治理和以市场、竞争为核心的外部治理。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因素的差异，以及企业自身的生产规模、市场环境和融资环境的不同，故企业采用的治理模式也相差甚远，大体可分为股权分散型、股权集中型和家族控制型等几类，而不同治理模式对企业绩效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研究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就成为合理选择企业治理模式的首要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有关企业治理结构、激励约束制度安排和各类企业治理模式等因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深刻认识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以及促进企业治理结构模式转换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Jaskiewicz和Klein［1］对55篇(其中14篇的样本是非上市家族企业，41篇的样本是公开上市的家族企业)关于家族企业绩效的研究文献的分析表明，其中46%的研究认为家族企业绩效高于非家族企业，20%的研究认为非家族企业绩效高于家族企业，只有8%的研究认为两者之间的绩效没有差别，另有26%的研究认为是外部因素决定了企业绩效。已有文献主要是基于家族所有权、管理权和控制权这一视角来分析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这些文献分别根据代理理论、资源基础观和管家理论等，提出家族企业的某些因素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并成为家族企业特有的优势资源，而同时也有一些因素会增加代理成本，损害企业绩效。何云和刘斌［2］通过对2006－2007年沪深A股454家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具备完善的监事收稿日期:2011－05－2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与政策”(09BJY045);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度重大项目“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新论”作者简介:吕风勇(1975－)，男，山东定陶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民营经济、房地产经济与城市商业地产。59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机制、建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高年薪的方式聘用具有专业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四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设立和运转完善的有效制约的内部治理结构的民营企业绩效也越高。于健南和石本仁［3］以2006年沪深两市115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回归分析法研究了上市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与绩效的关系，发现家族控制力、高管薪酬、总经理控制力与上市家族公司业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不存在最优的家族持股比例。陈凌和鲁莉劼［4］利用浙江省制造业民营企业调研数据，对非上市的中小型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绩效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家族企业的绩效高于非家族企业，而在家族企业中，裙带关系对绩效有显著的损害，并且一把手的受教育水平与绩效正相关。杨龙志和朱世平［5］根据对浙江地区家族企业的抽样调查实证研究，得出一系列结论:家族企业融入外部资本和管理资源都存在一个追求短期销售绩效的倾向;非上市中小家族企业并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而是具有“一股独大”优势;家族企业股权分割清晰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家族企业外部顾问的“公正性效率”的提高显著大于“适用性效率”的降低，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将得到改善。汤小华［6］的研究则表明，家族企业中契约治理强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治理强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公司规模与经营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家族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但不显著。新阶段研究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对于民营企业合理选择治理模式仍然具有必要性。尽管国内许多研究者基于中国现实研究了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但是仍然存在着民营企业样本较小、覆盖范围较窄和企业治理模式分类不清的情况，本文试图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