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化情境及其应对策略：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区变迁的个案研究张友庭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原载《社会》2008年第4期（第28卷）摘要：面对污名化及其制度性排斥的社会情境，流动人口群体应当在社会互动和关系纽带基础上，形成以城市适应为中心的集体化应对策略来化解新环境的生存风险；同时这种日常生活实践化的集体关系网络关系到社区结构相互作用，进而影响社区的发展实践。笔者通过分析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实践过程，肯定了流动人口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从同化适应策略、关系性适应策略到发展性适应策略，不同时期的城市适应形态显示了流动人口面对污名化情境的自主选择性，并由此带来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整体结构变迁。关键词：污名化；应对策略；流动人口；共生共变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范围的农村体制的改革、乡镇企业的转型、农民观念的变化和城乡壁垒的逐渐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但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农民即使到了城市，他们仍然被称为“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制度之外的都市边缘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形成了大量流动人口租赁房屋聚居生活的社区，学界称之为“流动人口聚居区”。作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非均衡发展的产物，流动人口聚居区较之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在社会属性、区位分布、居民构成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呈现出自发性、异质性和独特性的特点。为此，学界对流动人口聚居区进行了梳理，既有的分析性概念有：“都市里的编外村”（杨桃源等，1995：14）、“跨越边界的社区”（项飙，2000）、“流动人口聚落”（刘贵利、顾朝林，2000：24）、“二元社区”（周大鸣，2000：107）、“城市里的农村社区”（吴晓，2001：25）、“边缘社区”（吴晓，2003：40）、“边缘村”（边缘村课题组，2003：145）和“非正式移民聚居区”（魏利华、阎小培，2005：48）等。从这些分析性概念可以看出，学界的研究在同化（assimilation）理论的指导下，将聚居区视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媒介和方式，强调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暂时性和过渡性，将之视为流动人口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并最终融入城市的跳板，随着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并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就会带着子女搬离，作为“城市-乡村”连续体的过渡形态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就将自然消失。客观而言，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及其在城乡结合部的自发聚居区和相对聚居区的形成，是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非均衡发展所出现的异质型社区，自有其生长的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但是，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群体构成的不断变化，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一个流动人口居住生活的过渡社区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流动人口工作创业的发展场所，以北京“浙江村”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参见王春光，1995；项飙，2000；张继焦，2004）证实了这一变迁过程。从某种意义来说，流动人口聚居区强大的社区生命力与学界对其过渡社区的概念界定之间的不协调，其实质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反映的是既有的同化理论定式与变迁中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学者黄光国（2003：93）借用德国社会学家舒茨的观点指出，所谓“第一序的生活世界”是指行动者对自身行动所做的“第一度解释”，而研究者根据观察所做出的解释则为“第二度解释”。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家对个体生活世界所做的“第二度解释”（second-orderinterpretation），它和社会行动者对自身行动所做的“第一度解释”，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笔者认为，黄光国的观点概括了已有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但混淆了“第一序的生活世界”与“第二序的理论世界”之间的区别，将流动人口视为社会结构意义的被动行动者，将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过程等同于其城市适应的结果，因此，他既忽略了流动人口面临新社会情境中个体选择的自主性特征，又忽略了流动人口作为社会实践群体的能动性特征，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想当然地”将“第二度解释”等同于“第一度解释”，这样与社会实践断裂的“反社会事实的理论建构”打破了理论建构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实践纽带，无法对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实践及其社区变迁实践的复杂过程作出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基于这一理论解释缺陷，本文尝试从底层历史及其日常生活实践出发，以近年来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出现的新问题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流动人口群体构成主体变化的背景，以社区变迁为主线分析上海郊区某流动人口聚居区（M村）的社区实践历程，通过考察流动人口面对污名化的社会情境及其群体适应城市的集体实践过程，揭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呈现的新变化。同时，尝试通过分析社会实践形态弥补已有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帮助理解流动人口社区实践与城市适应实践之间共生共变的动态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