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野》，2012年第1期谈书法史上的误读现象陶贤果徐学标“误读”是美国解构主义大师哈鲁德·布鲁姆提出的一套诗学批评理论，该理论一经面世，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被有的文艺批评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最突出的诗学成就，其应用范围也早已跳出单一的诗学领域而成为普遍的文艺批评理论。将该理论用之于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适用性。一、“误读”的内容——“误读”的根源及“误读”的方法。（一）“误读”的根源——影响的焦虑“影响即误读”是布鲁姆误读理论的核心。所谓“影响”，即传统对后来，前辈对后辈的影响。传统“影响论”把“影响”仅仅看成是前辈对后辈的传授、统治、左右、支配，以及后辈对前辈的吸收、学习、模仿、继承，布鲁姆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首先，他提出了“阅读”（即文本原始意义上的学习、吸收、模仿、继承）的不可能性，他在《误读图示》一书中说：“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延迟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由于“阅读”总是一种异延行为，文学文本的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能指之间无穷尽的意义转换、播撒而不断产生与消失，所以寻求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就否定了“传统影响论”的可行性，以此为切入点，布鲁姆针对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史上一些强者诗人接受前辈影响而创新的情况，提出“影响即误读”的理论。他认为传统首先是一种选择，接受传统的影响意味着接受了为前驱所拥有的东西，这样一来，前驱无形中就凌驾于自己之上而使自己无话可说，无物可写，以至显得平庸无能。面对高高在上的传统与前驱，后来者自我意识中强烈的姗姗来迟感导致不可驱除的焦虑和恐惧：哪一位强者诗人希望意识到：他并没有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影响的焦虑》P3对影响的焦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分离的焦虑，同时又是强制是神经官能症的开始，这种神经官能症也可以成为对人格化超我——死亡的恐惧。——《影响的焦虑》P58-59（二）误读的方法——“六项修正比”布鲁姆将这种传统对后来，前者对后者所造成的恐惧与焦虑看作是弗洛伊德笔下的父子情节，是一种斗争关系，父亲和儿子作为强大的对手相互展开斗争：犹如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相逢在十字路上。——《影响的焦虑》P10在这场斗争中，强者诗人把他们对前驱的盲目性转化成应用在他们自己作品中的修正比，布鲁姆将这一修正比归纳为六项：1、“克里纳门”（Clinamen），中文译为“趋势”或“偏见”。这在诗人本身的诗里体现为一种矫正运动。这种矫正似乎在说：前驱的诗不偏不倚地达到了某一点，后来者将业已达到的这一点加以偏移、夸张。2、“苔瑟拉（Tessera），中文译为“镶嵌物”。这是一种以对应的方式对前驱的修正，即在原作品基础上的打碎与重组。3、“克诺西斯”（Kenosis），中文译为“神性放弃”。这是一种旨在于打破与前驱连续发展的轨迹。4、“魔鬼化”（Daemonization），中文可意译为对某种权威的挑战与反叛。是对崇高权威的叛逆。5、“阿斯克西斯”（Askesis），中文译为“苦行”、“禁欲”。即是一种有意识的、主观有选择的过滤，旨在与前驱分离开来，突出自我。6、“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中文译为“死者的回归”。是指后来的强者诗人再一次将自己的作品全面彻底地向前驱作品敞开，从前驱作品中吸收营养，净化自我本性的张扬。二、书法史上的误读现象（一）书家影响史即误读史从布鲁姆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其目的在于换一个新的角度，从强者诗人与强者诗人的诗歌本体构成方面提示诗歌史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影响的焦虑）和内在规律（六项修正比），焦虑源于传统的存在，误读源于焦虑的心理。当我们将布鲁姆总结出的诗歌影响史上后来诗人偏离前者诗人的“六项修正比”，用之于对东晋王羲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强者书家之相互影响史的研究，结果表现出了惊人的适用性：1、“克里纳门”在书法史上表现为后来者对前驱作品中既已存在的某一风格特征的再引申、夸张或将前驱作品中偶然性闪现的某一特征变为自己风格的恒常表现。王羲之书风不激不厉，平正与欹侧共溶，开风流韵致之先河。献之学父而思变，重在发展羲之欹侧之势而自成风格。后世学大王者，莫不各执一端，各得所偏，诚如南唐张泊所评：“善书者，各得右军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当然，误读的对象并非仅限于对王羲之，前辈强者书家及其优秀作品均可成为后世采取“克里纳门”方式误读的对象，如黄庭坚夸张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