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与继承——试谈人文主义史学和启蒙史学之联系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马甲中学362014管桦（0022031）十四世纪的欧洲，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文主义思潮逐步深入人心，其影响几乎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史学领域，也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史学。西方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初叶。百年以后，十八世纪初年，欧洲历史进入“启蒙时期”，在各国的先进思想家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史学又有了一次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启蒙史学，直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作为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史学，人文主义史学和启蒙史学各有其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历史作用。但是，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两种史学，它们之间又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和较多的相似之处。以人为本，强调理性。文艺复兴中，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的“人文主义”这一口号，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一面思想旗帜。这些时代的“巨人”搬出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的名言：“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他们相信“人”是世界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相信“人”是智慧和力量，要求一切以“人”为本，发展“人”的事业，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应当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应当以“垂训”为目的。意大利第一个人文主义史学家布鲁尼就是其中之一。布鲁尼首先在历史学领域内提出“人文主义”的旗帜，复活了古希腊、罗马那些大历史学家的传统，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供人们借鉴。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布鲁尼用注意理智的眼光来考察历史，完全从历史史实来立论，着重叙述佛罗伦萨政治上的变迁及其在意大利各城邦中的地位。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史学家马基雅弗利同样如此。到了启蒙时期，以人为本，崇尚理性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光大。众多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像维科、伏尔泰、康德、孔多塞等人，他们相信今人可以胜过古人，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这一时期，“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一切都要在“理性”的圣坛上受到检验。如伏尔泰，他就主张要理智地看过去，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用以作为今人的指南。他主张看历史不应当只是歌功颂德，而应当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分析，把历史当作一种见证，使人们知所鉴戒。历史学家用理智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看到历史上的事都是有来龙去脉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清历史是一系列的因果关系造成的，因此就特别重视因果关系的阐述。这些都是对人文主义史学的继承和发扬。提倡科学，反对神学。和以“人”为本相对应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各个领域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进行了否定，提出用“人权”的观念来代替“神权”的观念，用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来代替中世纪以“神”为本位的文化。这时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开始冲破基督教神学的束缚，鄙弃那种虚妄的、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反对那种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瓦拉对《君士坦丁的赠予》这一历史事件的辩伪既是对教皇权威的一次重大打击，揭露了教皇一贯的弄虚作假。德意志的新教历史学家佛拉西斯用了二十年的功夫，在六位志同道合的学者相协助下，写成《马格德堡世纪史》，佛拉西斯和他的助手们列举了无数的事例，证明天主教的教义和教会组织，是与原始基督教不相干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虽然佛拉西斯本身也是一种僧侣主义，但就其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天主教的信仰这一点来说，他是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点迷信，总以为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人类的命运，甚至认为一部历史只不过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中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本身就是为神学服务的僧侣。后来，由于科学日益进步，人们知道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客观规律可寻的，乃渐渐用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到启蒙时期，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也被广泛运用到史学领域。如伏尔泰，虽然他的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他在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封建主义，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在他所著的《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中，伏尔泰就一反过去基督教神学家的说法，完全用一种理智的、非宗教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史。他严正指出：东方各国的文化，特别是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在起源上要比《圣经》中所说的希伯莱人（犹太人）的文化早得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僧侣主义的说教。在提倡科学、反对神学方面，启蒙史学家做得比人文主义史学家更彻底、更全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紧跟时代，服务政治。十四、十五世纪，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依靠人民群众和力量，向封建势力进行勇猛的冲击。文艺复兴就是这种斗争在文化上的表现。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历史发挥作用，希望历史能够对现实有所帮助。当时社会各阶级的代言人也都要借历史来讲话，都要用历史事实来阐明其政治上的主张。人文主义史学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特别重视政治史和军事史和研究。如马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