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人性观也最能体现西方伦理观念的精义，为我们寻求普世伦理提供有意义的启示。一、人性的本质康德认为人性之本在于自由意志，是不可规定的。因为在康德看来，不管人性是善是恶、非善非恶或善恶相混，这都属于现象，人的本体之性则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虽然被称之为“性”，但决非自然之性，而是本质之性，其中没有与生俱来之意，也就是说它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而这种自律本身就是一切准则的形式条件，惟有在这种条件下，一切准则才能与最高实践法则符合一致。”自由意志作为一种形式法则，不可能在经验中呈现，也不能用理性证明，但它确实存在，人们能意识到它是和欲望完全不同的能力，它使人的行为不以自然本能为转移，是人理性活动的前提，就如因果律一样，虽然是经验科学的前提，它本身却不能在经验中得以证明，人类也未能对它做出非经验的理性证明，但它确实是人们进行自然科学活动的先决条件。康德将人性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使人性成了一个物自体，成了一个不可规定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性可善可恶，自由意志能使人意识到应该做什么，能使人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虽然现实中的人作为感性存在，总是以满足本能作为自己的行为动机，使得人性常常表现为恶，但正是自由意志对这些外在行为的排斥，才使人性的善得以表现。所以在康德看来，人性不是先天规定好的，而是善恶相互调和的历史过程。善是潜在的，恶是现实的，自由意志首先使人性表现为恶，人的第一个自由意志就是打破了天真状态（动物状态）而犯罪，但就是因为这种犯罪才使人高于动物和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性的善也因了自由意志对这种恶的拯救而体现。二、人性化（道德实现）的不同道路康德的道德实现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康德反对一切实质的、经验的、欲望的伦理原则，认为既不能用人的某种自然属性来解释人的道德行为，也不能将之归结为人追求的某个目的，因为这些建立在个人准则之上的行为都是主观的，不足以成为人行为的普遍力量。道德法则是独立于经验的纯粹形式，它抽去了意志的全部对象和实质，只留下普遍法则，是一种天赋的善恶意识，而这种天赋善恶意识的存在理由是自由意志，因为只有自由意志才是谈论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人是目的，人的意志能自己决定自己，而不是从某种别的东西来得到它的规定，人之为人的根本就是自由，人的行为只能以自由作为目的，但自由是一个永恒悬设的目标，它既不指现实的事物，也不是从具体事物中综合出来的抽象概念，这就使人的道德实现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过程。人应该是有道德的，但人的道德本身是一种不完善的东西，它必须在无穷无尽的进展中才能达到。恶是现实的，善则是一个与自然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那些自然的、当下的事实和事物只不过是一些表层的、表面的“现象”，在其背后还有深层次的、本来“应该”的东西，这些东西源出于自由，但它只是提供一种对感性的、现存的东西否定的权利，至于“应该”具体是些什么，它并不关心。作为“物自体”“应该”的具体内容，乃是在人不断的道德实现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永不停息的弃恶扬善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康德才会说：恶应该加以克服，但又同样必定不能克服掉。正是基于此，康德才设定了灵魂不朽和上帝来保证道德的完满实现。只有在灵魂不朽的条件下，道德的无止境追求才有可能；同样，只有上帝存在，人实现至善的道德理想才会有希望和动力。康德的自由则不仅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更多的是对一切现有东西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人之为人的天赋权利，人正是通过不断的否定去完成其道德实现的，尽管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使用这种权利。康德的人性原则由于超越了具体情况，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也不能成就什么宏图伟业，但却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普遍的适用性和一贯性，不管社会发生怎样的动荡，道德原则永远是正当的，道德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人们头上，因而才会有苏格拉底对道德的执著拷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以维护道德本身：“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这最终避免了人性的完全泯灭和道德的彻底沦丧。人的自由之性使人不可能对善恶做出绝对判断，在人的身上没有绝对的善恶，但拒绝对善恶做绝对判断并不是意味着毫无是非，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权利。中国人耽于灵性和体悟，要可爱不要可信，往往产生一种虚伪的浪漫主义和狂热的乌托邦追求，这不仅不利于我们以理性的姿态向现代化迈进，更不适合于普世伦理的建立。!通观康德整个哲学体系，我们可以十分清楚的发现，他最终还是坚持了道德律。这就意味着关于根本恶与神恩的理论建立起来的道德宗教学说实质上是失败的。由于康德所处在的西方文明的桎梏下，他无法也不愿意丢弃宗教去论证自己的学说，这就导致了康德道德哲学最终还是走向了上帝，而抛弃了真正最为根本的人自身。曹雪芹笔下的黛玉是美的，她的容貌、她的言谈、她的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