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前期的文化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黎洲，浙江余姚人。他的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黄宗羲激烈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他批判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反对无条件的忠君思想，主张做官的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还驳斥了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盖皆本也”。他认为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应该受到保护。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他所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反映了工商业发展后市民的一些政治要求，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的色彩。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他的著作很多，主要的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读通鉴论》和《宋论》等。王夫之是17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1613年～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的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在政治思想上，也激烈地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他认为只有“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即皇帝同各级官吏共同掌握政权，才能达到“天下治矣”的目的。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即“亡国”仅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大问题。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和戴震颜元（1635年～1704年），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一生从事教书、行医。颜元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他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注重躬行践履的“实事”、“实学”，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戴震（1723年～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的著作很多，内容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方面，后人编为《戴氏遗书》。他是中国18世纪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借疏证《孟子》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抨击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唯心主义理学。戴震对理学家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这比“以法杀人”更为残酷。他愤慨他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就公开揭露了程、朱理学所倡导的所谓“理”，完全是为“尊者”、“长者”、“贵者”效劳的，用封建礼教杀人比用刑法杀人还要凶狠厉害。考据学考据学即清代所谓汉学，又称朴学。其内容主要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从事于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阎若璩、胡渭诸家的著作，树立了考据的范例。胡渭精于经义，尤精舆地之学，他所著的《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阎若璩更是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他深于经史，亦精于地理。他沉潜三十年，著《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用比较严谨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人伪造的。从阎若璩、胡渭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更加盛行起来，形成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乾嘉考据学派主要分为吴、皖两大派。吴派以苏州元和人惠栋为首。他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等书。皖派以戴震为首。他们在治学上比较富有创造性，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清代考据学在整理和考订古代经书方面的论著很多，仅阮元所辑《皇清经解》及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所收，就有389种之多。史学清代的史学也有相当的发展。清朝官修的《明史》，共332卷，记载了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历史。《明史》被认为是二十四史中较为严谨的一部。清代私人修史者也很多。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开辟了研究学术史的新领域。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和各地编纂的地方志，都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由于考据学的影响，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也都用考据方法，整理和解决了古代史的一些问题，对于后人有很大帮助。乾、嘉时的史学家章学诚，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主张修史要有“史意”（即史观）。他的史学批评著作《文史通义》，提出了“六经皆史”的看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小说清代小说的盛行，是文学方面最有成就的一个部门。其中最著名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1640年～1715年），山东淄川人，清初著名的小说家。他屡试不第，到处碰壁，穷困一生，只能以教书授徒为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