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和中期，在嘉慶以前，因康熙、乾隆均在位年久，高層權力結構穩定，國力強盛，史稱“康乾盛世”。經濟方面，清初戰爭一度曾造成嚴重破壞，但隨著強大封建帝國的建立，它的恢復也很快。康熙十分重視水利建設，鼓勵生產，農業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人口也有明顯的增長。在清王朝的統治開始穩定以後，農業的增長也支撐了城市工商業的復蘇乃至新的發展，乾隆時，東南沿海地區的紡織業、鹽業、造船業、造紙業、印刷業都形成了相當大的規模。如錢莊這種信用機構，在清代發展得比明代更為普遍和完善，這正是適應工商業經營規模擴展的結果。國際交往方面，清初曾因臺灣為鄭氏所據，禁止海上貿易，到康熙中期以後禁令解除，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比前代更為密切。在《紅樓夢》等小說中，可以看到各種奇巧的“洋貨”成為富貴之家喜好的東西。在思想文化方面，清王朝的控制尤為強烈。一方面，統治者為了獲得漢族士大夫的支持，也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的正統地位，並以這種文化的繼承者自居；另一方面，他們努力發揚傳統文化中有利於專制制度的內容，加強對讀書人和普通民眾的奴化薰陶。康熙親自主持編寫了《性理精義》，一再倡導理學，推崇朱熹，乃至稱譽他“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御制朱子全書序》）對於具有異端思想尤其是具有反清意識的文人，清朝統治者採取了嚴酷的高壓手段。清代文字獄之盛是歷史上空前的。康熙時莊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時呂留良詩文案，均牽連數百人，死者戮屍，生者淩遲、絞殺，家族親友淪為奴隸，手段殘忍，震駭天下。乾隆朝的文字獄差不多每年都有發生，直到乾隆後期才有所減少。這種手段不僅打擊了漢族文人的民族意識，而且和強行變服發一起，嚴重打擊了士人的人格尊嚴。而士人人格的破壞，成為清代文化中的嚴重問題。另一方面，清王朝也以各種手段籠絡士人。除沿襲明制以八股文取士外，康、乾兩朝均特開“博學鴻詞科”以網羅名士。作為重視學術、優容文人的表示，朝廷還組織了大規模的書籍編纂工作。康熙時纂有《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乾隆時更纂有規模空前的《四庫全書》。這些工作固然有文化總結的意義，但也有羈縻文人的用意。在修《四庫全書》過程中，大量收繳和銷毀違礙書籍，據估計“至少在十萬部左右”（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更成為文化專制政策的一部分。文網嚴密，使讀書人思想的自由空間越來越狹窄，加上統治者的有意誘導，清代考據之風日盛。到了乾隆中期至嘉慶時期，號稱“乾嘉之學”的考據學達到鼎盛階段。儒家經典、諸子學說、歷代史籍等各種古老的文獻成為學者們嚴密審視、深入研究的物件，與之相關的音韻、文字、訓詁以及歷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各類學問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清代考據學在文獻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則需要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待。清前期到中期約二百年間的文學，既沒有出現明代前期那種明顯的低落，也似乎看不出很明顯的高潮。這大抵是因為明代文學已有的進步已不可能被根除，它仍然在影響作家的創作；而同時，正統思想的力量也始終相當強大，沒有遭到晚明時代那樣的猛烈衝擊。但這並不是說從前期到中期的文學沒有發展變化。仔細分析便可以看到，在明末已經受到一定挫折的文學中的個性解放精神，在清前期文學中繼續呈現退化狀態，但這種退化並不是消失，而是艱難曲折地延續著。到了清代中期，雖然沒有出現聲勢壯大的文學高潮，但由於明清更迭的歷史動盪完全消失，民族矛盾亦已淡化，個性發展與社會壓抑的衝突重新成為首要的矛盾，個性解放的要求又有了頑強抬頭的表現。如果以小說《儒林外史》、《紅樓夢》以及袁枚的詩歌理論為代表，可以看到乾隆時期的文學較之康熙時期確有重要的發展，就小說而言，其成就已超過晚明。到龔自珍出現，那種竭力掙脫封建專制壓迫，希望個性獲得自由發展的呼聲，更為大膽而宏亮。清前期至中期文學的發展變化但清前期成就最高的詩人，應推吳偉業和王士禛。他們都不贊同錢謙益大肆排擊前後七子的態度，其詩歌創作的取向，可以說是公安、七子兩派的融合，這實際是晚明時袁中道等人就有的一種想法，只是到他們的創作中才有較好的成績。吳偉業、王士禛的詩，一方面注重真實情感的抒發，關懷個人在社會中的命運，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但卻不像公安派那樣表現得尖銳而淺露；他們都講究詩歌的藝術性，講究聲調韻律的美感，卻又不像七子派那樣生硬模擬而造成抒情的阻隔。比較晚明尤其是公安派的詩，吳、王的作品思想的鋒芒、情感的衝擊力是有所削弱的，但藝術的魅力則有所加強。到了乾隆時代，沈德潛倡導以“溫柔敦厚”為準則的“格調說”，翁方綱倡導重學問、重義理的“肌理說”，從表面上看，一偏于宗唐，一偏于宗宋，其實在束縛個性、提倡儒雅上並無根本區別。而與之相反的主張，則是袁枚所倡導的“性靈說”。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響，有些直接來自于李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