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山鬼》中折射出的三峡“鬼”文化田浩昭通第一中学昭通市昭阳区学生路181号657000内容提要：长江三峡“鬼”文化流传久远、名目繁多，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起源于楚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山鬼》。本文通过对长江三峡地区鬼文化的梳理与整合，尝试就《山鬼》的主题做出新的探究，从而展开对中国“鬼”文化起源与屈原关系的研究和发掘。关键词：屈原、《山鬼》、鬼文化在中国，与神佛文化遥相对应的“鬼”文化源远流长、支系旁繁又自成体系。而长江三峡地区又是我国“鬼”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文化最为深厚、最具地方色彩、宗教特点最为系统的地方；我国唯一无二的丰都“鬼城”，在“三峡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鬼文化最丰富、最完整、最璀璨的载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鬼文化充当了人类文化的先驱开创了人类文化的先河，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特别是在科学文化日益发达的今天，长江三峡地区的“鬼”文化非但没有遭到遗忘，反而随时代的演进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繁荣而异常兴旺发达、光焰流长。抛开世界各国汗牛充栋的鬼怪故事和神话传说不谈，就我国文学作品而论，从先秦神话，到民俗掌故；从六朝志怪到《聊斋志异》以及《封神演义》，简直称得上鬼话连篇，它们对人类的自然观、历史观、道德观、价值观均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影响，从而对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受宗教的影响，自远古开始人们就认为，人死后要变成鬼。《说文解字》云：“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段玉裁引书：“鬼之为言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也”。《礼记》“众生必死，死必归上，此之谓鬼。”郑玄注《易经·系辞上》说：“精气谓之神，游魂谓之鬼”——由此看来，鬼文化是伴随着人的生老病死、想象恐惧而产生、流传、演变的。春秋以来社会风俗，由于孔子主流意识的影响北方的鬼文化并不怎么发达，而南方楚国的鬼文化就非常发达。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形成了“信鬼而好祠”的风俗，巫风盛行，鬼文化泛滥。也正因为如此，楚人的作品大多充满了神奇诡怪的浪漫主义色彩。楚国诗人受社会风气、传统文化、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把鬼自觉或不自觉地写进其作品中，这又间接影响到其他人对鬼的传播。这使得原本并不深厚的民间鬼文化有了一个极大的推进。而在楚国乃至整个中国，真正把“鬼”这一形象写进文学作品的先觉者应当首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其名篇《山鬼》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生动有趣地描写了“山鬼”这个“鬼”的形象，至此鬼文化开始成为中华文化瑰宝，在生产力极端原始的时期它是社会文化的基石和支柱，为开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以说屈原成了长江三峡乃至于全国、全世界“鬼”文化的鼻祖，进而让丰都有了“中国神曲之乡”的美誉。《山鬼》采用诗人内心独白的方式，塑造了一位美丽率真、痴情纯洁的少女形象。可以肯定的是，《山鬼》中鬼不是令人恐惧的死尸，而是一位鲜活动人的令人无限思念向往的山居少女。她体态轻盈、神出鬼没，行踪飘泊不定。诗中依稀可见、若隐若现的“人”给我们无比奇特新鲜的感觉，也就给诗人无限丰富想象和发挥的空间。试想在长江三峡的高山峡谷中有“人”飘忽腾跃神出鬼没地消失在茫茫之中该是多么神奇浪漫。山鬼犹如他的创造者屈原一样，身上插满五颜六色的鲜花芳草——“被薜荔兮带女罗”；她能像常人那样温情柔和地微笑——“既含睇兮又宜笑”，一双眼波微微流转，蕴含着脉脉深情；嫣然一笑，齿白唇红，笑靥生辉！她“采三秀兮於山间”，常年居住在白云密林之中：“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在高山之巅的萧瑟风中，山鬼孤独地站立着，任凭山上乱石磊磊葛藤绵绵不断，就喜孜孜飘行在接迎神灵的山隈间。她饮啜清澈的泉水采食各种山果：“饮石泉兮阴松柏”，她乘着插满桂花旗的辛夷车和各种野兽交朋友打交道：“乖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是一次堂皇欢快的迎神之旅！火红的豹子，毛色斑斓的花狸，还有开着笔尖状花朵的辛夷、芬芳四溢的桂枝，诗人用它们充当迎神女巫的车仗，既切合所迎神灵的环境、身份，又将她手燃花枝笑吟吟前行的气氛，映衬得格外欢快和热烈。一下显露了活泼、爽朗的意态。有时也情思悠悠惆怅忘归，对异性的“公子”产生了无限思慕：“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屈原以这样的潇洒自如完成心中对那一位野性而不失纯真，哀怨而不夺妩媚，山居幽篁，独思情郎的美丽少女形象的完整构筑。应该承认屈原诗中描写的“山鬼”形象和感情都是流光溢彩的。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即使是深山密林中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山鬼”，但是屈原却把它写得情趣横生、含情脉脉，人们不禁发问：诗人笔下的“山鬼”究竟是什么？最为普遍的说法是，人死化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