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组织理论》该书的主旨就是促进人们对公组织的理解，从而使我们能将理论融于实践、思想寓于行动。译者前言提到，在美国的行政思想上，历来存在着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两种倾向，前者主要关注社会公正、平等、民主、回应性等；后者则注重效率。本书主要批评新公共管理的钟摆可能过分地摆向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不仅应采用企业管理的技术，而且也应该采用某些企业的价值观。书中也提到学者和实务者一向就相互猜疑对方，现在似乎到了完全敌意的边缘。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厘清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原因并弥合两者之间的差异，理论家的责任就是要让理论影响我们的实践，建立思想和行动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体系。下面将对本书各章节进行详细评述。第一章，认识公共组织。对公共组织的讨论似乎是每本书必须说的一个话题，但每本书对组织的定义都有所不同，吴刚对组织的定定义是：组织就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分工协作、权力链条和信息网络的人类群体。霍尔对组织的定义是：组织是有相对明确的边界、规范的秩序（规则）、权威阶层（等级）、沟通系统和成员协调系统（程序）的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具有一定连续性，它存在于环境中，从事的活动往往与多个目标相关，活动对组织成员、组织本身及社会产生的结果。该书并未对组织直接下定义，而是对公共行政、公共行政理论作了分析。书中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有三个取向：第一，公共行政被看作是政府过程的一部分，因而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第二，公共组织被看作与私人组织差不多；第三，公共组织被认为是一个专业领域，就像专业性极强的医学和法学一样，它吸收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以解决实际问题。而公共行政是指为谋求实现公众的社会价值而对社会变革进程的管理。这个定义表明，公共行政理论不仅仅是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方式的结合，它包含着一个根本的、一以贯之的鲜明主题。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定义仅仅为一种综合的公共行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不能保证理论的产生。该章中两个案例，第一个在于说明我们看待组织生活的方式和我们在公共组织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反应了信息的获取是我们行动的基础这个核心问题；第二个案例，说明了人们所持的理论和采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也反应了组织研究中其他的核心问题。从这也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机构要以最大的效率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又必须对顾客的需求和愿望作出回应。第二章，思想传承：马克斯.韦伯和弗洛伊德。本章将研究三位理论家（马克思、韦伯佛洛伊德）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勾画了本世纪西方世界思想发展的方向，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作了最清晰、最有影响力的阐述。马克思的一个特别贡献在于它将黑格尔对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解与经济组织方式（或“生产了”）的历史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斯认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经济形态的竞争产物，这种竞争导致了各经济之间的冲突：“所有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似乎需要一个越来越复杂、日益压制人的组织模式，而在这种组织模式中，个人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异化，其他人也日益遭到结构。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人的客观思考和对人的行动意义的结合的产物，当然这种结合是极难是现的。公共行政学者最为熟悉的莫过于韦伯对理想型官僚制的分析，韦伯认为，每一个权威系统都必须建立和取得一种其合法性的信任，这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具体提出了三种合法性的权威，（1）法理性权威，它是建立在对特定的法律形式和规范的认同的基础上，并承认处于法定地位的人的统治地位；（2）传统型权威，这种权威基于对持续性传统的重要意义的信仰，基于对按此传统进行统治的人的信任；（3）超凡魅力型权威，它源于对特定个人的情感依附和精神奉献。韦伯认为：“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经验无一例外的倾向于显示，纯粹的官僚模式能够实现最高的效率，因而也是形式上已知的对人进行控制的最理想的方式。”然而韦伯并没有注意到官僚制组织的负面影响，不管是对官僚制繁文缛节和无效率的抱怨，还是官僚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所带来的长期社会问题。弗洛伊德指出：“本我，是精神动力的源泉，它旨在通过快乐原则来减缓内心的紧张；自我，旨在协调个体和客观世界，他的活动奉行现实原则；超我，是社会价值和理想的概括，是对和错判断的内在体现。在本我、自我、超我的竞争中，自我发挥着协调中介作用，它不仅抑制本我原初的内在冲动倾向，也防止人格存在受到过分的道德压制。”“人类大部分都是在围绕这一任务进行，即：在个人自主性诉求和群体文化服从诉求之间寻求一种权宜之计的调和，并在这种调和过程中活得快乐。”三位理论家的真知灼见有助于更全面的理解公共组织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他们都认为现代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现一种有效地互动关系，具体说，考虑到社会日益复杂，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化，三人将个体活动描述为对社会组织力量的抗争。总结为三点，其一，控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