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内容课程考核指定阅读篇目第一讲20世纪上半期中国女性形象之变迁当时的有识之士面对中国之腐败没落之现实，无不痛感封建体制的腐败没落，反封建思潮遂成为主流。而西方现代文化挟物质文明、学术思潮，还有军事侵略，长驱直入国力衰弱的中国，除引起国人极大的震惊之外，也引起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在关注国家与民族前途的视野中，女性所身受的非人待遇被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并被力倡改善。女性在这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推翻封建固有秩序的斗争中，不“自觉”地就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天然同谋者、参与者与受益者2、几千年来人们将“男”与“外”紧紧捆绑在一起，将其视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和来源，而“女”和“内”则意味着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梁启超等人倡导女权启蒙——尽管他们对妇女的历史和现实寄予了很深的同情，但梁启超等人也提出“生利说”,“生利”和“分利”这一二元对立概念的前提就是将妇女在家庭中的所有劳作以及生育完全忽略不计。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妇女劳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另一类是从事家庭生产，产品由男性亲属转手流入市场，这是妇女直接为家庭生计而从事的有报酬的劳动。在20世纪初或更早时期的中国社会，妇女要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今天要繁重和琐碎得多，对一个中等家庭而言，全家大小一年四季的衣物，都需要家庭主妇一针一线地制作，而一日三餐对家庭主妇来说更是每日必须花费心思和体力的劳作。传统中下层阶级的妇女一生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以她们个人而言几乎可以囊括其一生，是其生命的全部，而对他人而言，这种劳动却从未被传统社会纳入历史视野。虽然清末民初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妇女群体，然而实际上中国妇女的家庭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并不逊色于后来的职业妇女。1909年，一位名为沈寿（1874-1921）的妇女奉清廷之命绣了一幅意大利王后爱丽娜的绣像，并在1910年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绣像一等奖;1911年，在意大利罗马“杜朗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优等奖和“世界之大荣誉最高级之卓绝奖凭”，这件绣品作为国家礼品被赠送给意大利王室。1915年沈寿的另一幅作品《世界救主耶稣殉难像》选送“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荣获工艺品金质奖，售价为13000美元。传统的纺织、刺绣等并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家庭或妇女生活的点缀，而是当时中国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各阶层妇女很少有可能走出家庭从事生产，然而固守在家庭中所生产的产品却流入市场并为家庭挣得报酬，其数额往往并不低于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所得的报酬。有这样一组数据：“在江南，一个成年妇女和她九岁的女儿通过养蚕和织丝，能够使一个相当贫穷的农民家庭每年增加十一点七三两白银收入，并且仍然做好家务；在这一区域一个男性农业工人即使一年能得到十二个月的工作，每年最多挣五两，再加上他本人的部分伙食；如果他是一个长工而不是按日或月受雇，他可能得到全部饮食供给，但只能挣到二至四两白银。”这组数据说明，长期以来广大妇女绝对不像梁启超所言，仅仅是依靠男人所养的“分利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社会、家庭财富的创造者。3、清末反封建志士、革命先行者秋瑾(1875～1907)的出现在中国女性反传统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是秋瑾作为一个女性革命者，她常把自己裹在一袭男装之下参加社会活动，她的行为与花木兰的“改换角色”不同。花木兰的“改换角色”多少是迫于情势，是不得已而为之，秋瑾却是从自身境遇出发，真正激愤于“角色”分配的不公平。秋瑾虽身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然而又不甘仅仅如是，她有壮志卓识，想与男人一样做一番有益社会进步的事业。当她走上革命道路之日，就是她必须背弃做“贤妻、良母、孝女”之时。秋瑾的第二重意义：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形象，借新文化之风，从“贤妻、良母、孝女”之身份破禁而出，终于使这一块从未被触及的坚挺堡垒有了不可修复的破绽。二、五四时期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与众多家庭中，“贤妻、良母、孝女”仍在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巴金小说《家》中的典型人物瑞珏。巴金用瑞珏的悲惨境遇打破了此类形象塑造中“善有善报”的模式，以其悲剧性的毁灭，揭示了传统女性角色毫无生路的事实。2、“我是我自己的”这六个字是当时的女性向整个文化传统的挑战。与子君的勇敢之举同时，白话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专用称谓女性的“她”、“女尔”。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确立“我”与“自己”的关系，意味着重新确立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意志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关系等问题。子君进入的社会秩序，没有为女性提供任何使她足以区别其他主体的定义，她面对的是自身意义的空白。她甚至无从接下去说第二句话：“我和我自己实际是谁，是什么。”“我是和你一样的人。”（易卜生，《玩偶之家》）但这仅仅是对她的玩偶地位的否定。3、现代文学史上很多重要的女性形象首先出自男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