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民族与民族复兴观念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孙中山在这里讲的“中华”，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中华”一词的：一是指“中国”。二是指“汉族”。中华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主张，对“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二）民族复兴清季就出现的近似于民族复兴的词语，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的“少年中国”，欧榘甲1902年在《新广东》中提出“中国者，今日将死而复生，散而复聚，静而复动，灭而复兴之大机会也”，《新民丛报》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的“复兴中国”“振兴民族”，华兴会1904年提出过的“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等。五四时期，李大钊使用了“中华民族之复活”“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华再生”等说法。孙中山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讲演中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几乎同时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用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这一说法。此后，不少先哲都对“民族复兴”有过阐述。二、近代民族复兴思想的演变过程2.五四时期，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的“民族复兴”“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的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这时期不仅明确提出了“民族复兴”，孙中山还阐述了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这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但这时期民族复兴思想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因为它还只是李大钊、孙中山、梁漱溟、梁启超等少数人的思想，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而所谓“思潮”，诚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它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甚至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可以说是“目标同向，途径不一”。《复兴月刊》创刊词所称“吾四万万人同立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尽管目标同向，各派、各种政治力量、各代表性人物，对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对民族复兴的实施方案，却有着不同的思考、选择与设计。有的选择了政治路径，而同为政治路径也千差万别，蒋介石强调“以国民党治国”，坚持“三民主义是我们救国保种、复兴民族惟一的光明大道”；蒋廷黻提出专制建国、新式独裁，主张建设现代国家“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胡适等力主中国选择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复兴月刊》提出了“强力政治”“有节制性的民治主义”；中国共产党则相继提出了“工农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主张。有的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如梁漱凕提出“中国文化复兴论”；解炳如提出“改造民族性，始是复兴民族的根本办法”；贺麟提出“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等。的注重从经济角度思考民族复兴，如有人提出“以农立国”，主张以复兴农村、复兴农业为重点。有人主张“以工立国”，强调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推进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实质与核心就是工业化；有人主张走工农并重，提出“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的“第三条道路”等。各种方案或未及实施，或效果有限，或此路不通，历史所选择的成功复兴之路是：中共领导人民以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古今中西”之争是贯穿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一条基本线索，近代先驱者对民族复兴的探索，同样无法回避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吸收的关系，无法回避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明、如何吸收外来文明、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明等问题。民族复兴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要恢复中华民族固有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自信力。民族复兴绝不是要复古，不是要恢复中国昔日的辉煌，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的发展，从而为人类作出新的重大贡献。复兴有恢复之意，更有建设之意。毛泽东所强调民族复兴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622—623页）。复兴有传承之意，更有创新之意，民族复兴必须通过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来实现，实现民族复兴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发展要求同步达到的、并列的目标，也是先驱者一而二、二而一的共同期盼。（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