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敦煌佛像画造型艺术初探李振甫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宗教艺术;宗教艺术的魅力又有力地推动着宗教的广泛传播。世界上如此,中国亦如此。宗教艺术的遗迹,遍布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它们相互辉映,装点着这里或者那里的山山水水。敦煌就是其中的一颗闪光的明珠。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开通,敦煌成为一个宗教流动的传播重镇。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敦煌,中原的善男信女又从敦煌走出国门。因此,在敦煌形成了中亚佛教文化、华夏传统文化与敦煌地域性文化三者有机融合独具特色的敦煌佛教艺术。敦煌佛教艺术留下的遗迹,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三处共552个石窟,窟内壁画五万多平方米,彩塑两千余身,以及藏经洞存放的历代经书四万余件。这些都是研究敦煌佛教文化艺术的稀世珍宝。随着历史的变迁,敦煌佛教艺术因社会的兴衰、人为的损坏和自然的侵蚀,向人们演述着一段段辛酸的历史;然而荒凉的戈壁和漫天的黄沙毕竟掩埋不了它的艺术魅力,至今吸引着我们及世界游人的依旧是它的艺术,是它跨越千余年时空、由万里丝路内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人类文化艺术财富的魅力。敦煌石窟艺术,由石窟型制、彩塑、佛像画、佛教史迹画、经变画、传统神话、装饰图案、供养人画像等组成。而佛像画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像有三世佛、七世佛、释迦佛、多宝佛等;菩萨有文殊、普贤、观音、势至等。佛像的造型,头部一般为正面,端坐中央,手作无畏印来表现它的庄严肃穆与主宰世间的博大胸怀;而各种菩萨造型另有一番风韵,尤其众多的飞天,千姿百态,满天飞舞,栩栩如生,成为古代艺术家最爱描绘和最易抒发情感的对象。敦煌佛像画造型必须受佛教仪规的制约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局限,适应当时的社会习尚。古代艺术家受现实人生活的启迪,将其升华为超脱具体人和现实社会的“神”,形成了神、人融一的理想的优美画卷。优美画卷的形成,离不开造型与传神。造型包括线、体、色。对于这些造型的基本要素,东西两方各有不同的见解,因而形成了东方和西方的艺术特色,各显异彩,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敦煌佛像画艺术,按时代顺序可分为:十六国、唐和五代、宋时期三个大的阶段。十六国时期,中原南北分裂,战乱频繁,人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统治者之间你争我夺,一部分士大夫阶层,为逃避现实,他们把“清高自芳”奉为崇高,企图过神仙似的隐居生活,广大百姓,只有盼望神灵的保佑:平息内乱,安居乐业,生活美好。当时整个社94会需要宗教,宗教也因势而迅速发展。边陲敦煌石窟内,佛像造型面面“秀骨清象”,个个神秘微笑。像是引导人们远离现实,走进山林,过一段安静修仙的生活。那瘦长的身躯,潇洒第285窟?西魏?持花菩萨的风度,长颊下尖的脸形,挺、细向外舒展的眉,眉与眼的距离拉宽,嘴角双双上翅,显示出一副神秘可爱的微笑面孔(如图一)。这一笑掩盖了多少社会动荡的矛盾,这一笑又使多少善男信女走出家门。在这里,仿佛艺术家也随着善良人们的情绪而挥毫波动,铁线描的定型,凹处的重色晕染,凸处的白色提神,以及在大面积的土红色底上用饱满的石绿、钴兰随意飘洒。整体造型只求意会、不求形全。飘带和上身可以意到笔不到,一笔过去再不重复,求得自然的灵气,而佛像身上的紧身裙则一圈圈、一层层地重复、晕染,层层渐进,一直上升到微笑的面部,严谨的衣裙和放松的飘带作对比,微笑世界与现实苦难人生作鲜明对照。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选择呢?面前的悠然自得、超凡脱俗,满怀信心的喜悦已如愿地达到理想境界。这不正是他们所想要得到的吗?在这里“神”远远大于了现实。隋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战乱局面,人们生活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和平的气氛,促进了地域之间、教派之间、东西文化之间的大融合。人们这时才有时间静下来想想造像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如图二),就与十六国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早期的半裸换上了汉装,同样是双脚站立,那种随意扭曲的体态、意会的面孔不见了,朴实无华替代了狂热和神秘的微笑,面部造型也从修长进入方圆的结合;兰叶描在土红底色上,运笔非常流畅与278窟?隋代?胁侍菩萨生动,有时墨线作底,有时白线流上。配以墨绿、钴兰,整体感觉是流动的线形,冷静的思考,朴素的乡土民间味,佛教造像艺术已从神殿逐渐走向现实。当历史步入唐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强盛时期,佛教和它的艺术发展在中国也最为昌盛。当时皇室贵族及高僧大力提倡佛教,大乘教的传入,净土思想的发展,进入天国,不像十六国时期那样神秘和静坐修练,只要立下宏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人人具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神秘的佛教,从远离人间香火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