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不等于没有立场。我们研究西方政党制度基本特征，目的是通过揭示其历史性进步和某些合理性，为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这是我们的落脚点。离开这一点，研究这一问题就失去了意义。一、在党民关系方面，西方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致力于发展民主民主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民主制度通常以政党制度为特征”。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把国家完全世俗化，揭掉了笼罩在国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将国家事务由少数等级特权者的垄断变为广大民众的参与，实现了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与此相联系，西方政党制度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成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同时，它的确立又对扩大民主范围、保证民主政治的有序运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举其要者：第一，西方政党制度的首要功能就在于组织选举，它具有强化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作用。通过选举，人们把决策的权力授予了被选出的人，委托他们来代行权力，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了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这种完善的授权方式，使选举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被看作是民主最主要的体现。正因为如此，西方政党往往都把选举作为控制政权的基本点，在选举中投入极大的精力。而且，制度化的选举也为政党动员、组织和指导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政党制度为政党在表达和凝聚民意，并使之成为“公意”和立法，以及监督其实施等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上的规范和保证。政党制度的这一功能同代议制的议会制度相互关联而起作用。西方政党并不只是选举党，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一旦选举完毕，政党就开始在议会中发挥作用，主要内容是参与立法。政党会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民众的要求，确定准备作为议案提交议会的课题。这就需要对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的民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进行筛选、协调，形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聚集成一种“公意”，以传达到立法机构，使之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采纳和立法。政党的这类活动主要是在议会中进行的，可见，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是人们政治民主的延伸和继续。第三；动态地看，西方政党制度致力于发展民主的价值取向，还表现在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如果说初期的西方政党制度还广泛存在着非法反对原则、预防制以及政党分赃制等种种不公平、不民主的规定和举措的话，那么随着合法反对原则、追惩制以及文官制的形成和发展，民主的范围和程度都在逐渐扩大。这既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表现，也是西方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新兴中间阶层的日益壮大，西方政党制度又进一步显现出一些新特点及发展态势：一是体制内各政党都淡化党的性质，努力扩大包容性；二是政党竞争与政策主张趋同；三是各政党都在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改革。这种趋势是西方政党制度面临利益集团和多元政治格局的挑战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回应。它表明有影响力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在保证不失去原有基本群众的条件下，将尽可能广泛地顾及不同利益集团，特别是中间阶层的利益。民主政治体现为主权在民，由于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个“民”有其特指性。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是政治权力始终站在资本一边，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因此，西方政党制度的民主价值取向是有限的，有条件的。但是，如何建立一套既能体现政党执政合法性，又能充分实现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并具有灵敏的利益协调和整合功能的政党制度和机制，是所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和政党的共同课题。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民主取向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共产党不能放弃自己的领导权，其实质，就是不能放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要求。但并不是说，只要政党制度本质是先进的，设计是合理的，它的运作就必然是科学的。我国的政党制度作为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设计，对民主化要求很高，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民主保障的制度化、规范化的缺失严重影响了这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在坚持的前提下完善和发展的问题。在政党制度的研究中，对执政党的研究应放在首要的地位。我国非竞争型的政党制度不需要通过政党间的竞争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不能把“历史选择”作为永久的合法性基础，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要在实践中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巩固和扩大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体要求：首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善于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调节和处理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要求。再次要构建科学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