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学术交流Dec.,2007总第165期第12期AcademicExchangeSerialNo.165No.12透视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特质王雅林1,高凤清1,2(1.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01;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40)[摘要]从古代政治文化体制的绵绵沿革透视我国经济管理的特质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附着于封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理念。传统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形式的建构,为农耕经济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人“经国济民”或称“经国济世”的管理思想和携带着天然的弃私性;求均意识限制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现代管理模式的形成;重农抑商的政策及重义轻利的思想成为封建社会制约经济发展与高效管理的障碍。这些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合而为一的形态表现。中国古代的经济管理形态,托体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用今人的价值观念去品鉴古人的经济管理意识,目的是从中获取睿智的思想源泉,加深对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独特性的探讨,为凝缩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提供借鉴。[关键词]中国古代;经济管理;伦理文化[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7)12-0141-06一、中国传统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文化割断了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构架联系绵延五千年的中国社会,成就最小,问题最多的,莫过于经济发展与经济管理。漫长的中国历史,为什么对人类生存这一最基本的物质层面问题尚未解决?我们不妨先来看这样一个足为后人警醒的事实,即经过了鸦片战争,中国受辱惨败后的一百多年来,举国都在希望自强,但对真正的问题所在,却认知不足。贫、弱、愚、私,究竟哪一种病状是最根本的,国人的意见就很不一致。基于这一点,在嗣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中,由一批忧国忧民的文化精英分子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显然是认为四者之中,“愚”为最根本的病状(尤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与《祝福》为代表),这才有了“砸烂孔家店”之说。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算是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由于对传统文化中哪些思想是致国人与“愚”的病原体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以致诊断有误,这个方剂(反传统文化),不但未能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反倒弄得病灶转移,益发严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得不采取“治本”的手段而实施改革开放。至此,困扰了中国民族几千年的“经济”问题总算是初步解开了这个“死结”。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一段)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形成与变化是与古代的文化制度和社会体制密不可分的,若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和社会体制就必须从探讨儒家伦理的作用开始。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完全在于其基本理论用自于政治管理的巨大优势。儒家重教化,其指导思想是伦理劝导,将家族管理中的亲缘关系推而广之,于是,本属于经济层面上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人权从属关系演变成了涂满亲缘色彩的伦理纲常关系,君谓“君父”,民曰“子民”。这样的定位,比之“君权神授”的“天人相应”说,似乎更向人性化迈进了一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形[收稿日期]2007-09-03[作者简介]王雅林(1942-),男,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研究。·141·成的社会管理,更加有利于巩固政权、统一思想,更加有利于家族和谐,社会安定。并由此而凝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伦理文化。传统的儒学大夫阶层,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措施,一直是把重点放在教化上,而尚未认识到当物质层面的问题未能合理解决以前,属于文化上层建构的教化,是必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的。所以传统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在贫不在愚。人民所以愚,是因为受不起教育;人民所以弱,是因为缺乏必需的营养;人民所以私,是因为大家都不足。认识贫穷,并全力解决这一问题,是西方近代以来,文化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落后的国家,对经济发展,莫不全力以赴,就是接受了这一贡献的启示。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因为跟上了这一世界性的潮流。由于贫穷问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才获得普遍的提高。其他如社会的安定,国民健康的改善,都是在这一基础上所获得的成果。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管理的热点,主要指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等经济领域里的行为规范及成功实例。而在中国古代所谓“经济管理”是指政治,是“经国剂民”的意识表现。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出现的民营经济普遍存在着家族管理的现象,这种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显得悖于时势。这种管理方式源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