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甲午战争百年反思录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因反抗外来侵略而进行的民族战争曾遭到过多次失败，但没有一次象1894年中日甲午战败给中国人留下的伤痛那样刻骨铭心。“一旦而败于蕞尔，且靡有孑遗，浸至赔饷巨万万，割全台以求成，言之真可谓为痛哭流涕者矣”。〔1〕甲午战败是对民族精神的一次强击，被整个民族视为奇耻大辱。虽然时光己过去110年，中国社会也几经变迁，早己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然而100多年来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反思却从未间断过。这里就甲午战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思想、舆论与战败的关系再作一点反思。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镜子给我们以启示，也为我们今天增添自信和自强、拼博的勇气。一轻视日本导致丧师辱国100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在总结甲午战败的原因时，往往较多地从人事方面进行探究，或说是追究。当政的统治者领导国家，自然逃不掉自己的责任。不论是专制统治的皇帝、皇太后，还是朝廷大臣乃至军事统帅，都要对战败负责，这一点自不待言。但若对整个战争过程进行一番考察，不难发现，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懵然无知，普遍存在盲目虚骄、对日本心存轻视。在官员的章奏和人们的言论中，左一个岛夷，右一个倭寇，什么犯上作乱，主张踏平东京，一派胡言。造成这种对日本心存轻视的心态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源自传统的夷夏之辨和以国家大小论胜负的误区。用“夷”来泛称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与事，在中国己有几千年的历史。用夷与夏的对应，除了地域上的区分，还有文化高低之别的含义。反映在礼义交往乃至文化心理上的不平等。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后并未有多大改变。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曾把中国一时打痛，迫于英、法等西方强大的军事压力，而不得不改口，将夷、狄改称洋人，将夷务改称洋务或外国事务。但对于东邻日本的看法并未有什么改变。还是倭寇长，倭寇短。明初，倭寇曾大肆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灾难，虽到了清朝，人们对此仍记忆犹新，称日本为倭寇是可以理解的。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国家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己非数百年前的矮寇了。然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发生的这一切并不了解。他们对当时日本的了解主要来自摭拾传闻，还是一团雾水，非常朦胧。部分中国人存防备之见，有轻视之心。1871年〔同治九年〕日本要求中国给予其与西方英、美一样的“成例”和“优待”条件，同中国签订通商条规，清政府耽心日本会成为西洋“外府”，为了“安其心”，最终答应了日本的立约通商的要求，但内心并非将它同西方列国“同等对待”。“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而以中国的属国待之。1873年〔同治十一年〕同治帝接受外国使臣觐见，2日本派出了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为专使，但主持礼仪的清朝礼部官员仍是将副岛置于低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使节的位置，此举引起日本朝野的不快。日本因提出西方国家通过侵略战争强迫中国接受的侵略要求而遭中国轻视，这点中国没有错，但问题是在接待礼仪上不能平等相待，故意轻视日本的作法实不可取。清政府这种轻日自大的作法，并无“经纶实际”，它只能伤害日本的“自尊”，剌激日本仇华和侵华的野心。当时中国对日本的轻视还表现在以国家的大小来论成败。在清朝官员的折稿和文书内，充塞着“蕞尔小国”，“蛮夷小邦”，“冒犯上国”等之类词语，甲午战争开始不久，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在一道奏折中说，蕞尔日本，竟敢冒犯我天朝上国，说他要率军乘木筏飘海踏平东京，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滑嵇可笑的话，在当时却是“义正词严”的话语。举人易顺鼎是主战官僚之一。他写过一道《讨日本檄文》，颇能反映当时中国士大夫对日本轻侮的态度。檄文中写道：“岛夷日本者，?水母目虾，兼杂倭夷别种。虫沙及猿鹤，化生于蕞尔之区；蚕丛与鱼凫，开国有茫然之状。?纪年僭称明治，实愈纵其淫昏；改正妄号维新?”〔2〕在中国士大夫看束，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区日本东瀛三岛不在天朝话下。这种由小农经济所滋生的狭隘民族心理在对外方面则表现为盲目虚骄和高傲自大。这种盲目虚骄自大的轻日心态苴接酿成了战败的苦果。正如张屿在《平倭后议》一文中指出的：日本“能狼顾鸱张抗衡中夏者，惟自知其小而欲敌我之大，自知其寡而欲敌我之众，是以谋之专，发之果，而持之坚。我则庙谟无定，众志各殊，土地虽大，人民虽众，而形势转党散漫，莫相统摄，譬如连鸡不得俱飞，所以败也。〔3〕不仅一班士大夫官僚对日本心存轻视，而且最高统治者亦复如此。即使在甲午年日本蓄意挑起战争后，最高统治者在日本仍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