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瞬息万变、迷茫纷繁的今天，虽然充满着许多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充斥着不少的假恶丑，遍布着下岗、失学、贫困、失败等生存的危机，但当代人并没有消沉麻木，他们心境阳光，努力在思索、探寻、呼唤着。他们祈盼真善美对他们的感悟与洗礼，需要真挚的爱和毫无索取的奉献来充盈其心胸，希望自己心胸博大而美丽。他们自信自立自强；他们不屈不挠；有努力改变命运和逆境的思想境界和具体所为……。这些，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歌曲和歌词主流听众与传唱者的高尚心态。一句话，题材复杂了，多样了，纷呈了，精彩了：内容已无“禁区”；模式也不再单一；风格也不再单调。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歌曲歌词创作的贡献卓越，其中最大的贡献体现在以多种表现手法用心歌咏人民的精神与生活方面。1、为人生为现实生活而创作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歌曲逐渐从政治附庸的阴影中走出，向着艺术本体复归。歌词写作也转向了为人生、为现实生活而创作的道路。它敞开了比过去宽广百倍的胸怀，去拥抱整个生活和人生,将自己的视线投放在现实生活的整体变迁中，注目于大众的人情好恶和心态仪表上，切入其里：铺陈现实人生的一道道风景；刻画复杂人生的种种情态；写尽冷暖人间的片片情怀。这样，歌词创作由天上回到人间；由程式单一、声音单调转为姿态万千、高低繁奏；由空洞虚假变为丰富真实；由生硬隔膜变为家常亲切。在这条为人生为现实生活的通途中，歌词创作被彻底激话，它常变常新，常新常生。2、表现真实心绪作品明显增多心绪化倾向首先表现在抒情意味的浓厚。这时的歌词创作以抒情为其旨归，抒情性既是歌词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审美特色，也是歌词作者创作时的审美观念、美学的最终目的和追求。歌词创作中，有咏物的（如《牡丹之歌》乔羽词）；写景的（如《太湖美》任红举词）；谈哲理的（如《不能那样活》张藜词）；反思历史的（如《历史的天空》王健词）；写城市巨变的（《北京的桥》阎肃词）；写乡村新象的（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这些歌词虽然题材、立意、角度、手段、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大都透出一个很显著的总体特征，即浓郁的抒情意味。（见第二章视听材料）心绪化特征其次表现为在具体构思一首歌词作品时，往往是把它作为一段心路历程来叙写，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心语，作为一种特定的内心感情流变的片断来展开。写爱情、亲情时如此，抒祖国、民族之情时亦如此；追忆反思时如此，写现实未来时亦如此。一首具体的歌词作品中，往往呈现的是某一时间内某种氛围中侵袭人整个身心而表现出来的较为微弱的感情，在这种感情支配下，便会有作品的开篇、发展、转折、拓开和收束。在一首具体的歌词作品的内部感情因素有时更接近情绪状态。或者说，从该首作品的整体意向上，它是指向——特定的情感因素，或爱国思家，或怀念远人；而它的结构内部却是一个特定的情绪流变过程。这个特点，在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中尤为明显。有的论者认为当代歌词是一种情绪化极强的文体，这种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当代，在和音乐紧密结合的情况下，歌词最擅长于表现人的情感，尤其是人的内心情绪变化。心绪化特征最后表现为在许多具体的歌词作品中往往用于“我”的名义来主述。在当代的影视歌曲、军营歌曲、校园歌曲、民族歌曲、民谣歌曲和流行歌曲中，歌词的抒情角度一般是“我”，歌词的切人点一般多从“我”开始。许多歌词作品较少客观地叙写故事、风景和情怀，也较少用“我们”的口吻来展开心路历程，而多是用“自我”的面目出现，写大事物、大感情用“我”的语气，绘小景象、小感情也用“我”的语气。当然，歌词在某种程度上应是种“代言体”它应抒写共有情感和共有意念，但怎样“代言”怎样展示出现阶段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社会心理，方式和方法却是多种多样的。当代歌词中以“我”的口吻、心理来讲一个身份泛化的人之所见、所思、所感，如此的方式是很容易展开心路的历程，曲尽其妙地传达出人们内心深处细微、幽深的情思。同时又能使人欣赏他人演唱时，好似听到一个人在敞开心扉与自己亲切交流。构成“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宋·梅尧臣语）的共鸣情趣；自己独吟时，也能使真实的“自我”和歌词中的“自我”在某种感情层面上相叠合，构成“感而遂通”的交融效应。心绪化特征使歌词的抒情意味十分浓郁。3、崇尚艺术化的追求在新时期之前，尤其是文革时期，歌词创作是不很讲艺术性的。那时只要有一定的节奏，有大致的韵脚，标语、口号和语录照样都可以成为歌词。比如，口号的，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又比如语录的，象《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等等。（见第二章视听材料）但是新时期以来，歌词创作受到了人们尤其是音乐界、歌词界的高度重视并开始有了尊体意识。譬如，注意歌词构思时特指性、共时性和历史性的统一。歌词是和现实联系十分密切的文体，会经常和当前的宣传工作及中心任务发生关系。但在这时，许多的歌词作品也不采用过去正面直说的方法，而是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