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报道之内容分析——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常用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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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报道之内容分析——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常用版)(可以直接使用,可编辑完整版资料,欢迎下载)食品安全报道之内容分析——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作者:___________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关键词:食品安全三鹿奶粉事件内容分析[摘要]: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三家报纸2021年9月12日至12月25日间有关三鹿奶粉的报道为分析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探讨国内媒体如何建构“三鹿奶粉”事件。分析资料表明:三家报纸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主要呈现的版面是国内新闻版;报道类型以消息为主;新闻来源以本报和新华社为大宗;最主要的报道主题为事件追踪、解决办法与应对措施和相关社会议题探讨;消息来源的选取耻仰赖政府单位、相关业者和媒体记者。一、绪论食品安全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一个重点问题。据Mead等人估计,美国每年约发生7600万例食源性疾病,其中32%的人住院治疗,5000例死亡[1]。英国每年有237万食源性疾病病人,占英国人口的1/3[2]。发达国家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食源性疾病,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3]。据估计,全球每年因食品污染而致病者达数十亿之多[4]。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削弱民众对食品工业、食品监管部门的信心,造成个人、社会、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食品安全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媒体也开始重视食品风险(food-relatedrisk)议题。Chew等人(1995)发现,美国的日报1/4的文章与健康有关,关于食品安全与健康的新闻出现在科学版,甚至是头版新闻[5]。笔者搜索新华网标题带有“食品安全”的新闻,2006年全年共有428则,2007年跃升至1160则,2021年达到1979则。可见,食品安全议题越来越受国内媒体的关注。媒体对食品安全议题的关注度提高与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事故屡发有关。苏丹红、甲醛啤酒、阜阳劣质奶粉、多宝鱼事件等食品安全事故严重威胁到国内民众的健康,特别是2021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堪称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最为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并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21年十大新闻。截至2021年12月底,全国累计报告患儿29.6万人,住院治疗52898人[6]。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媒体如何报道?目前国内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欲通过内容分析法探讨媒体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三鹿奶粉”事件。二、文献探讨(一)媒体的功能公众能过各种各样的信息来源获取食品风险资讯(riskmessage),比如政府、大众媒介、消费者组织、研究机构、食品工业界、亲朋、邻居。新近的的研究结果显示,在食品安全议题方面,台湾消费者认为大众媒体(报纸、电台和电视)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7]。Rosati和Saba(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人际网络(亲戚、朋友,大众媒体(电视、报纸、电台)是民众获取食品风险信息最频繁的信息来源[8]。民众信任媒体,依靠媒体获取食品风险信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媒体在食品风险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告知。媒体的报道扮演着告知民众食品风险的重要角色[9],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议程建构,提高民众对新兴食品风险知晓和重视的程度。(2)教育。Sandman强调媒体的新闻报道在健康风险信息传播中起“先期辅导”(anticipatoryguidance)的作用[10]。在食品风险转化成危机之前,民众已通过新闻报道提前了解食品风险如何影响到自己,并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3)沟通。风险传播(riskcommunication)是一个由专家、民众、风险管理者、媒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因素构成的复杂过程(Wildemann,2006)[11]。比如,转基因食品、疯牛病等食品风险议题涉及政府、专家系统、食品行业、民众等多方利益,在食品风险传播的过程中,新闻报道架起沟通专家系统、政策制定者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并使科学研究更好的被公众理解、更好地被社会接受[12]。(4)监督。国内学者余建清认为,传媒通过对风险事件的报道,监督、批判了专家系统以及政府机构关于科技发展的风险决策过程,使之得以透明化、公开化[13]。有论者认为,媒体力量之于食品安全,就是媒体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对经济环境的净化和维护[14]。研究者最常批评的是风险传播中媒体社会风险放大(socialamplificationofrisk)的负功能。媒体对食品风险的过度渲染,增加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和食品监管的不信任,严重时会引发民众的食品恐慌(foodscare)。1996年3月,英国农业部长StephenDorrell宣称,vCJD(疯牛病的人体表现形式)与BSE(疯牛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联系。此言论引发了媒体的大规模